看病吃药，是这个农民工不敢想的。一人生病，拖垮全家的事情，即使在他的村子，也不少见。因此，有什么头痛脑热，他基本是“挺一挺就过去了”。

在北京某高校做保洁的一名妇女深有同感。她曾在安徽芜湖的老家务农4年，种水稻和棉花。“一年贴了一万多块。”55岁的她大声说道。

老家在河北的另一名高龄农民工也说，自己家10亩地，一年种两季，先种小麦，再种玉米，一年的收入不过万把块。

“我们不是想出来打工，是不得不出来。”他们说，都是为生活所逼。

5月的这一天，王济昌拉了几趟砖，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他弓着背拉着小推车，用满是灰尘的手胡乱地擦了一把脸。黄色安全帽下，汗水在他黝黑、满是褶皱的脸上流淌。“我已经老了，干不动了。”他不住嘟囔。

即便只是在住宅小区做保安，58岁的老于也觉得有些吃力。他白天尚能灵活控制起落的电子行车杆，到了晚上却时常看不清按钮边“升”“降”的小字。那名在高校保洁的高龄女工，每天“累得浑身疼”。她的梦想是当个小时工，却因为不识字、没法帮老人拿药，“只能做最低等的工作”。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伟珏认为，在农民工的用工方式中，年龄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年轻时尚有机会选择轻松一些的工作，老了又无一技之长，就只能出苦力。

“到了一定年龄，他可能就没法再在这种工资比较高比较正规的行业里面就业，就进入到非正规就业行业里面。”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郑广怀解释，这意味着，经过年龄的淘汰以后，不得不流入非正规行业的高龄农民工基本没有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更无从谈起，“基本上是处在没有任何保护的状态下”。

第一代农民工夹在了历史与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

傍晚来临，王济昌跟在年轻人们身后，拖着脚从工地走出来。他已经一下午都没坐下休息了。地面湿气重，他顶多站着直直腰，从来不敢坐在地上歇息。

只有熟悉的工头才会愿意接收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农民工，让他们做些搬建材、铲沙之类的活儿，工资自然比年轻人差很多。

王济昌进上海青浦区这个工地时，也是说了一箩筐好话，工头才同意他干活。他和工友一样，都不敢告诉工头自己的真实年纪，还得处处表现出身体很棒、干活不是问题。因此，即使在大热天，王济昌都不敢在工头面前休息一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招用农民工的单位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并应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