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个名叫吴昕怡的天津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因为她在风华正茂的年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于这样一个悲剧，舆论的反响除了遗憾更多的是不解，这与她生前的种种遭遇有关：在自杀之前，她受到“特殊照顾”，长期住在一个只有玩具熊陪伴的“单间”，有多种因素导致了这种充满隔离感的生活，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竟因为她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得知自己患有乙肝前，吴昕怡和许多大学生一样过着平静的学生生活，在母亲陈小玲眼里，女儿温顺乖巧，热心肠，喜欢搞怪。直到一次义务献血之后，吴昕怡发生了变化，她被确诊为大三阳，也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先是周围的同学疏远了她，然后她经历了几个月的休养。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重新入学那段时间，据家属的说法，学院的领导要求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上学”的证明，在医院无法开具此证明的情况下，吴昕怡的父母和学校采取了折中的处理办法，她一个人被安排住在一个“单间”，从此开始“隔离”生活，在接下来的半个学期，她都独来独往，悲剧发生在4月10日下午，吴昕怡在燃着炭火的房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吴昕怡为什么选择自杀，对此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她的母亲和同学都证实她是一个脆弱、敏感的女孩，她留下的遗书也说：“我觉得人生好长，看不到终点。”但如果将悲剧归结于个人性格恐怕过于简单。从媒体的报道不难看出，在得知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之后，吴昕怡的心理发生明显的变化，同学们不经意间疏离了她。当然，这种无形的影响尽管存在，但其实难以测量，唯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吴昕怡为何开始独居生活？这种近乎隔离的生活是否由歧视导致的？这个问题是外界的主要困惑，也是很多人对事件表示愤怒的原因。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吴昕怡的父母和校方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陈小玲的说法是：学院领导告诉她，如果孩子坚持要来，学校只能给她调单间宿舍。家属甚至为此写了一份“父母说明书”，其中提到，“在单独居住期间产生的身体及精神的后果自愿承担”。对于这样一种结果，家属表示是在“不想休学就得住单间”的压力下写这份说明书。而校方并不认为这份说明书有强迫性，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强说，住单间“是学生和家长自己的决定”。该校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学校在学习生活上和其他学生没任何差别对待。

无论是强迫还是自愿，责任的划分显然不可以仅仅凭借这份说明书。昨天晚上，天津师范大学就媒体的报道做出回应，再次强调吴昕怡母亲强烈要求校方让女儿回校学习，但是，校方并未说明是否要求其出具“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上学”证明。如果这一环节属实，那么后面的解决方案或许与这一要求直接相关，至于这个方案是由校方还是由家属提出，家属是自愿还是被强迫，已经偏离了问题的关键，争论的意义并不大。

而如果校方没有要求出具这份证明，如其声明所提到的那样，家属是主动要求吴昕怡单独居住，那么，对于事件的反思就有必要回到另一个层面。常识告诉我们，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正常生活，不会对他人造成影响。要保护乙肝病毒携带者，就必须避免各种形式的“隔离”。家属的独居要求明显对吴昕怡不利，而校方如果看到这种“隔离”可能强化吴昕怡的被孤立乃至受歧视，本来也应该明确反对这种要求。

目前看来，这样一个悲剧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上学”这样的证明当然不合理，校方应该避免提出这样的要求，除此之外，无论校方还是家长都应该看到自身的责任，避免被隔离，是保护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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