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诊断，就能判断出这个胎儿是不是该生。以地中海贫血缺陷为例，“产前诊断获知胎儿的地贫基因信息，再与双亲地贫基因突变类型对照，从而可以诊断出胎儿是健康人、携带者或是地贫患者。如果是重型地贫患者，就可以选择终止妊娠，阻断其出生。”

然而，就因为这1400元的费用，很多人选择“听天由命”。雷冬竹告诉记者，这一方面与部分群众认识不足，观念陈旧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政府相关投入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产前筛查中大部分高危孕妇来自农村，1400元在当地相当于农村近三个月的“伙食费”，她们舍不得自费做产前诊断，从而错失早期干预机会。

事实上，雷冬竹针对先天愚型患儿所做调研也验证了上述观点。2010年至2014年间，郴州市先后出生509例染色体异常孩子，其中先天愚型194例，经随访因产筛异常却拒绝诊断的孕妇有5名最后生育了先天愚型婴儿。

“他”是否有权来到这个世界？选择权在母亲手里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0万弃婴，其中99%为病残儿童。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通过财政支持普及缺陷技术诊断，阻断“缺陷婴儿”出生。

雷冬竹代表在她连提三年的建议中写道：通过产前诊断，可以诊断出胎儿是健康人、携带者或是缺陷患者，如果是重型缺陷胎儿，就可以选择终止妊娠，阻断其出生。

接受记者采访的人群，对此形成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重度缺陷婴儿对于社会和家庭不会产生任何贡献，纯粹只是一个“消费者”，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沉重的负担，应该通过技术手段，降低缺陷婴儿出生的可能性。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无论缺陷与否，都是一条生命，应该给予生命足够的尊严和尊重，即便“他”是一个有瑕疵的生命，“他”也有权利来到这个世界，看看这个世界。

一位女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作为一个母亲，出于本能，因为婴儿可能有缺陷而不让孩子出生，这个现实不能接受。在她看来，缺陷婴儿出生以后，只要社会做好了基本保障，孩子依然有机会顺利生存发展。“手脚残疾的孩子，可使用假肢，通过技能培训，自食其力，比如开网店等；智力残疾的孩子，需要关怀、照顾，社会应该负起责任，做好对这些孩子的保障。”这位委员说。

雷冬竹告诉记者，站在医生角度，她更多会看到缺陷婴儿孕妇家庭的实际困难，她希望因生下缺陷婴儿致贫的家庭越少越好；站在人大代表的角度，她会更多从百姓、社会、国家的利益出发，国家经济发展，人口素质提高，客观上需要降低“缺陷婴儿”出生率。

她建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比如将诊断技术纳入医保范围，让孕妇不会因为钱的问题而失去选择的机会。“我们要做的，是用能我们掌握的所有技术和知识，尽可能客观、准确、全面地告诉孕妇，她的孩子是什么情况，但选择权，永远是在母亲的手里。”雷冬竹说。

事实：环境污染可致新生儿出生缺陷

根据2011年《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报告》统计，近年来，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呈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每万人中87.7人，上升到2010年的每万人中149.9人，增长幅度达到70.9%。2010年医院检测的前5位出生缺陷种类是先天性心脏病、多指(趾)、唇裂、先天性脑积水和神经管缺陷。这些缺陷共占全部出生缺陷的49.1%。

合肥市妇幼保健所所长傅苏林分析，导致新生儿出生缺陷主要有三个原因：遗传、基因突变和环境影响。所谓环境影响，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还包括一些社会因素。比如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大，现在高龄产妇越来越多，导致早产儿和唐氏综合征的发生率也较高。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概念，即防止出生缺陷的发生，并进行可能的治疗。近年来，我国也建立了婚检、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的“三道防线”。随着出生缺陷干预工作的深入，一些省份提出了“零级干预”的概念，即政府及有关部门实施法律法规、政策干预和社会行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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