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卫计委官方网站指出，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上以出生人口性别比107为正常值，而我国为115.88，局地甚至超过120，男多女少，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这可能导致男性寻找配偶困难和性暴力、加剧拐卖人口现象，同时可能造成夫妻双方年龄差距加大，从而导致不孕不育概率加大、以及后代出生缺陷增加等影响人口素质的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一些地方超过120∶100

山东省政协委员徐凌忠用“抖了个猛料”形容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数据：

在众多医药界代表委员看来，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并且以“严重失衡”形容，还是头一回。

“这堪称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亮点，政府不避讳问题的态度让人振奋。”山东省政协委员丁新甫说。

2014年年底，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山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例降至116.6，连续4年下降，位列全国第8位，山东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坦言，这一比例依然严重偏高。

这一东部大省的境遇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目前面临的尴尬。

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的2014年度人口数据显示，2014年大陆人口136782万人，男性人口70079万人，女性人口66703万人，即男性比女性多3376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6，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性别结构失衡。

1月2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加强打击防控采血鉴定胎儿性别行为的通知》的解读文章指出：目前，世界上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07的正常值上限，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

出生人口性别比之所以严重失衡，长期居高不下，在徐凌忠看来，这与传统的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落后思想不无关系，据他观察，出生人口性别比与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落后、贫困地区这一比例更为突出。

“此外，‘两非’现象也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徐凌忠说。作为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

所谓“两非”现象，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在徐凌忠看来，这与小部分医务人员没有恪守职业道德直接相关，“从职业和伦理学角度都是不道德的”。

这种人为选择胎儿性别的现象有多严重？

山东省政协委员连方举例，一些村子甚至专门买来B超机器，供全村妇女鉴定胎儿性别。

连方是山东中医药大学妇科教研室主任，作为妇科专家，她不止一次诊治因非法堕胎而不孕不育病症的女性。连方说：“我问一些就诊的病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孕，是因为孩子畸形吗？一些病人不好意思地说，是因为之前怀的是女儿，索性打胎了。”

“如果是正常范围内，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定不会这么高。出现严重失衡，肯定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连方说。

除了溺婴、弃婴、非法买卖人口等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因素外，委员们均提到了非法机构的“地下产业链”。

国家卫计委上述官网文章指出：近年来，一些非法机构和个人通过网络拉“业务”，由专人上门或选取隐蔽地方为内地孕妇抽取静脉血样，用简易冷藏容器贮存，送往境外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已形成非法牟利的地下产业链，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攀升究竟有何影响？

在徐凌忠看来，这不仅可能导致将来性暴力等恶性犯罪事件增加，而且可能对农村青年男性寻找配偶造成困难，加剧拐卖人口现象滋生，此外，可能造成夫妻双方年龄差距加大，从而导致不孕不育概率加大、以及后代出生缺陷增加等影响人口素质的问题。

如何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对此，2015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仅简单提及：“改进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实现免费孕前优生检查城乡全覆盖，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

在代表委员看来，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社会各层面共同努力。

连方认为，在医疗系统内部，要对违反相关制度规定的医疗从业人员实行严查、严惩，对带头违反规定的党政干部实行行政连带责任。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两非’现象实行严厉打击，但有时不免出现反弹，出生人口性别比不降反升，关键还是要严格落实。”徐凌忠说。他建议，适时放开一对夫妇一对孩儿的政策，“这对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有一定帮助，也具有一定可行性”。

连方在接诊中，曾遇到这样一位病人，之前因怀的均是女孩，两度引产，到35岁时，发现自己再难怀孕，于是找到了连方。

最终检查结果令人沮丧，受之前引产的影响，病人身体条件已不再允许自然怀孕，精神受到很大创伤。

“如果允许生两个孩子的话，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胎儿性别的人为选择”连方认为。

此外，连方还建议提高女性生育待遇，包括带薪休产假、带薪带孩子到3岁，提高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医院陪护、养老院建设和社区监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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