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涉及26个省份

“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官场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专家认为，升迁前后是官员抑郁症高发的一个重要节点，治疗抑郁症并不难，最大的难题是患者没有勇气来找医生，病耻感特别严重，“公务员是抑郁症隐藏最深的一大群体。”

官员患抑郁症，一直以来带有一丝隐秘性，但是连续不断的官员因抑郁而自杀的事件，反向催化了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是什么导致官员群体易发、高发抑郁症？他们为什么惧怕或羞于公开自己的病情？如何才能解开官员抑郁自杀的魔咒？我国公安部专家、浙江心理学专家赵国秋从2007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的牵头人。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程度比较高”,而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

自杀官员级别

处级以下官员52人，处级官员30人， 厅级官员22人，省部级官员8人

自杀人数前三名省份

浙江9人，四川8人，湖南12人

自杀地点

28%宾馆、野外、医院、铁路等；33%住所；39%办公场所

自杀原因

63%抑郁、压力大等；37%病重、欠债、夫妻吵架、畏罪自杀等

“我喘不过气”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谁让你这么做的？我让你怎么做账你就怎么做！”作为某县领导秘书的杨柳，3年前就睡眠很少，经常在梦里遭受领导的呵斥，在恐惧中惊醒，然后他额头冒汗，身心俱疲，睁着眼呆坐到天亮。

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11年的杨柳，为人老实忠厚，很受身边人的尊敬。在3年前该县某领导培养“苗子”的一场选拔中，杨柳来到领导身边做秘书，重点管理财务。

可是让杨柳没想到的是，新工作没有计划性和规律性，并且一旦干不好，领导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更有甚者，领导经常要求杨柳违规操作一些账目。强势的领导还要挟他，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会让你死得很难堪！”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半年，到后来我连自杀的念头都有了，先后住了两次医院，最终被确诊为抑郁症。”

最终，杨柳还是换了一份工作，因为他公开了自己的抑郁症病情，几近放弃了前途。现在的他基本上恢复得差不多了。“抑郁症让我痛不欲生，今生我绝不再踏入官场半步。”

南方某县的一位县长患有重度抑郁症，心理医生许毅还专门为他会诊过，当时县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许毅建议县长马上住院治疗，但县长的妻子坚决不同意，说：“一个县长住进精神病医院，那不成了全县的笑话吗？”

有一天，该县长独自一人外出，撞到汽车上自杀了。

据统计，现在中国大约有1亿人患有精神抑郁症，不过到医院就诊的不到十分之一，大多数人都在“熬着过日子”,尤其是本身就讲究低调的官员群体，他们的隐秘正在加速这一患病群体的扩大。

“抑郁症”是官场禁词

赵国秋一般坐诊每周五下午的专家心理门诊，挂号费200元，需要提前3~6周预约，找他看心理问题的患者中有很多官员和商人。

很多外地官员找到赵国秋的联系电话后，一般提前一两天到杭州，次日找赵国秋聊上几个小时，配点药，然后打道回府；有的直接到赵的门诊上求医问药；也有的把赵约到比较私密的地方，敞开心扉聊上半天；有的隐姓埋名“谨慎”接触；还有的官员干脆让秘书代劳就诊。

抑郁症不同于其他的病，尤其是公务员患了抑郁症，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他们会感觉特别丢人，甚至前途全失。所以在官员群体中，即使同事和家人也很难知道他们身边有人患上了抑郁症。

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赵国秋强调说。

赵国秋和许毅都表示，治疗抑郁症并不难，最大的难题是患者没有勇气来找医生，病耻感特别严重，“公务员是抑郁症隐藏最深的一大群体。”许毅说。

专家：正确看待这个群体

近几年，赵国秋也一直在总结诱发官员抑郁症的原因。他认为，目前诱发因素很多，但压力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包括对现状不满、工作压力大、遭遇或目睹不公平、个人升迁受挫、家庭压力、感情纠葛等。“贪污、受贿，担心被纪委查处，也是官员的一大压力源。”

许毅认为，升迁前后，是官员抑郁症高发的一个重要节点。“官员，是一个比较特殊、敏感的群体。官员在以身作则的同时，社会应该正确地来看待这个群体，不要对他们抱以偏见，先入为主。”许毅说。(文中部分采访对象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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