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

今年“两会”期间，新华社报道，国家卫计委科研所所长马旭表示，预计今年会有20多个省份出台“单独两孩”政策，整体一年多出生的新生儿不会超过200万人，未来也将就全面放开二孩展开调研。

人口学界开始重新关注计生政策的得失，而呼吁政策适时调整的声音也在渐长。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医学研究员，一个“非专业人口学家”，因《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引起广泛关注。他在书中呼吁中国人口政策进行敦刻尔克式调整，把人口当成资源和优势。1999年，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博士毕业的易富贤去了美国。他毫不隐晦，出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多生孩子，彼时他育有一女。

到美国后，他发现华人都有“孟母情结”，用白人养三个孩子的成本来养一个孩子，导致生育率极低，只有1.2左右。2002年他进入妇产科，又发现不孕不育症患病率逐年增加，中国80年代的不育症患病率只有1%到3%，而现在是10%至15%，平均8个家庭中有1个生不了孩子。这些认识促使他开始反思计生政策。早期他用“水寒”、“中山水寒”在网上发表文章，2007年出版《大国空巢》引起轰动。在他看来，人口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单独两孩”只是调整的开始。

谈“单独两孩”的影响

“不会出现生育井喷”

南都：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如今放开了“单独两孩”。您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易富贤：迟迟不动的人口政策终于能“动”起来，是跨时代的一步。这主要得益于本届国家领导人新的人口理念，表明他们意识到人口危机，也有调整人口政策的决策魄力。

南都：全国实行“单独两孩”政策后，会不会引起人口的激增?

易富贤：绝对不会激增。2013年11月19日，浙江舟山市(总人口112万)率先实行“单独两孩”政策，三个月来申请再生育的父母不到300对。今年1月18日、23日，江西、安徽正式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但是一个月后，南昌市(500万人口)、合肥市(570万人口)分别只收到近300份、200份左右申请，只分别审批通过127张、20张准生证。

国家卫计委科研所马旭所长也表态说，“单独两孩”今年新增生育量为大约200万人。他表示，对全面放开两孩的调研也在进行，但担心出生高峰对各类社会资源造成压力。

南都：为何会出现这么少人申请“单独两孩”的现象?

易富贤：不光是“单独两孩”政策不会引起“人口激增”，实施“双独二胎”政策后的出生人数也远低于预期。2011年年底，河南正式启动“双独二胎”，两年来仅有600多个家庭生了第二个孩子。这是因为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就越低。

这次之所以未全面放开二孩，是采纳了卫计委和翟振武等人的“单独二孩”方案。他们认为“单独两孩”足以将生育率提升到并稳定在理想的1.8。2010年，他们预测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人口将从2010年的13.4亿增加到2015年的13.9亿，年均增加1000万人。2013年，他们预测“单独两孩”后，2030年、2050年人口分别为14.53亿、13.85亿。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都只增加了600多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生育率推算，年均增加不到300万人。可见，2015年人口根本不可能达到13.9亿，2030年更不会达到14.53亿。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最近也承认，“单独两孩”后，2015年人口不超13.8亿。

谈人口与资源的关系

“婴儿对内需的拉动作用大”

南都：决定人口未来趋势的关键因素是生育率，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

易富贤：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水平)，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需要达到2.1;中国目前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在2.3左右。生育率如果高于更替水平，会有人口膨胀压力;如果低于更替水平，几十年后将出现人口减少。

实际上，1990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就已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之后低于1.5，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2005年抽样调查证实只有1.33，说明1990年后就应停止计划生育。但是，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以出生漏报为由将2000年的生育率修改为1.8，将出生人数修改为1771万。2010年，人口普查组查明1996至2010年生育率仅1.4左右，其中2010年仅1.18。这也证实了10岁人口(2000年出生，已经上学，不存在漏报了)只有1445万。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也显示，2011年、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仅1.04、1.26。

这次人口普查本可以平息过去十多年的生育率之争，但卫计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弃人口普查结果不用，而采用“千村生育率调查”、“150个县独生子女婚育状况调查”，利用教育等数据开展比对和校验等，将1.18的生育率改为1.5、1.6，并继续认为2000年出生1771万，单独两孩后出生人数会达到2000年左右水平。

南都：您在《大国空巢》中提出，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敦刻尔克式战略调整，不担心“人口爆炸”吗?

易富贤：这是一种毫无必要的担心。我根据育龄妇女结构、生育意愿、生育能力综合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短暂的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生育率难以达到2.3，每年出生总人数也很难达到2500万，远低于中国1963—1971年(年均出生2700万)、1987—1990年(年均出生2600多万)和印度近年的水平(2600万)，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倒是希望“砰的一下”，出现一个大的婴儿潮。

南都：您为什么希望出现婴儿潮?

易富贤：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单独两孩”对内需是极大的刺激，是驱动经济的“孩动力”航空母舰，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比房地产和汽车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中国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比如，美国和日本在二战后出现婴儿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带动卡通、音乐的成长，80年代进入结婚活跃期，带动汽车、房产的消费，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带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发展。

所以与官方相反，我是担心婴儿潮太小了，因为太小了的话对经济拉动作用是不够的。

南都：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各种资源十分有限，承载不了更多的人口。

易富贤：实际上，世界资源分布极不均匀，绝大部分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低于世界水平。以粮食资源为例。在1949年，我国年产1.1亿吨粮食，到1978年是3亿吨，2013年是6亿吨。其间耕地是在减少的，但关键是亩产提高了，从60多公斤增加到现在的360公斤。如果今后我国亩产能达到美国和德国的水平，粮食将增加30%;如果亩产能够达到荷兰和比利时的水平，粮食将增产70%。

何况我们耕地资源非常丰富，上世纪80年代说我们的耕地只有14亿亩，要实行计划生育，后来经卫星遥测，发现我们耕地还有19.6亿亩，2013年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发现，全国还有20.3亿亩耕地，后来中国社科院又发现我们还有8亿亩后备耕地。以现有耕地养活20亿人都没问题，而就应对资源压力来说，中国更需要做的是将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为集约型，现在我国抛荒的陆地耕地都超过2亿亩。

谈人口政策的未来

“相信调整不会止步”

南都：您认为对张艺谋超生罚款748万多元合适吗?

易富贤：张艺谋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他生孩子没有影响别人生不生。法律提倡一对夫妇生一胎孩子，他也没有强迫说只能生一胎啊。为什么要对他罚款?他的小孩要别人抚养了吗?

南都：网上有一些女权主义者批评您，说您主张的生育观念不尊重妇女的意愿和权利。

易富贤：我才是正儿八经的女权主义者啊，我代表大部分妇女的权益。实际上，计划生育和“少子化”的最大受害者是妇女。因为妇女寿命比男人长5到7岁，而一般妻子要比丈夫小几岁。妇女如果没有小孩的话，到丈夫去世后就老无所依。何况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女性也高于男性。中国今后有4000万老年痴呆症病人，70%将是妇女。老年痴呆症的妇女没有人养，那是多么凄惨啊。

南都：您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未来持一个怎么样的判断?

易富贤：我表示审慎的乐观，相信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会止步于“单独两孩”。从目前的情形看，一方面人口危机开始显性化，另一方面人口观念发生了转变。2003年我刚登录大陆论坛呼吁调整计生政策时，遭到一面倒的反对，但2008年网络民意基本逆转，现已形成从网络草民到知识精英，再到决策层的集体呼吁。(来源：南方都市报)更多新闻请阅读：失独者群体生活无助令人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