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共识需要跨学科的理性对话
转基因争论,随着科普作家方舟子和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的论战,迅速升温。与“崔方大战”的热闹不同,在思想学术领域,也展开了一场静悄悄但更深刻的交锋。
2013年10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农科院一位研究员的文章《科学理性:学术争论的底线》。我完全同意文中的提议:“现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离不开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为了推动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各类高新技术的发展,生物学家、环保学家、科学哲学家、经济社会学家应该积极交流,深入探讨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实现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科学技术永不脱离健康发展的轨道。”此文点了科学技术和社会(STS)的名,并把当前我国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和上世纪9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科学大战”联系起来,指出:“出人意料的是西方反科学思潮十余年后竟在东方死灰复燃,近年我国社会上围绕转基因技术问题出现的某种乱象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对此,我在这里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其宗旨是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克服科技的负面影响,使科技真正成为人类的福祉。它代表了一种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文、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20世纪以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生态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对科技进行反思,逐步认识到科技对社会、人和自然的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STS明确指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既为创造人类的幸福,提供了空前无限的能力,同时又为破坏自己的生存基础,提供了条件。
国内对于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的观点,存在分歧,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反科学的。他们认为科技是由人使用的中性工具。但是许多学者指出,科技是人的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们不是纯粹的知识和技能的体系,而是渗透着价值的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业。科技的双刃性,只是表明科技的客观社会属性,并不由此而降低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相反,却能使科技趋利避害、未雨绸缪,发展得更好。
由此,STS的许多学者认为转基因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代表生物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但又存在风险和挑战,因此,对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严格监控。其实,任何一个科学家和学者的知识,在时空两个尺度上,都是相对的。从STS的角度去观察转基因技术,会与有些生物学家的看法不同,也很正常。STS研究的根据,本来就来自生物学家关于转基因食品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探讨。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10月15日发表的《关于转基因食品的20个问题》中,回答“哪些是与人类健康有重要关系的主要问题”时说:“理论讨论已覆盖一系列广泛的方面,但是辩论的3个主要问题是引起过敏反应的趋势(过敏性)、基因转移和异型杂交。”应该说,近10年来,生物学家在解决转基因食品安全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无法消除理论上指出的全部隐患;对转基因食品也不能一概而论,要分别对每一种转基因食品进行安全评估。因此,民众要求有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并不过分。
许多生态学家和环保学家,还担心转基因技术,会造成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由于转基因技术打破了自然界中,原先仅限于种内或近缘种间的基因重组和交流的限制,把来源于任何生物甚至是人工合成的基因,转到生物体体内。因此,有理由担忧转基因生物在自然界中释放,会污染自然基因库。在生态系统中,转基因生物毕竟是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外来物种,它的应用可能存在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的风险。要消除这种担忧,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做到的。为此,不仅要有科学理性,还要有生态理性。
最后,说到“科学大战”,它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一些自然科学家与STS某些学者之间发生的一场争论。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STS某些学者提出的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否定了科学的客观性。争论的焦点其实是科学与人文、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争论的结果并没有绝对的赢家或输家。通过这场“科学大战”的对话,开始形成了共识:应该相互尊重,真正弄清双方的论点;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具体问题和具体的人要具体分析;双方应该超越各自的立场,站到一个新的高度,不断进行沟通和融合。
转基因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影响,是人类当前面临的最复杂问题之一,为了取得共识,更需要跨学科的理性对话。(黄志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来源:中国青年报)更多精彩请浏览:转基因的台前幕后:真假难辨的晦暗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