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推行延迟退休，体制内岗位替代速度肯定会减慢。这部分岗位总数不大，但却是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劳动力最关注的岗位。

即使中国的退休年龄已经50多年没有做过调整，即使“未富先老”已经成为中国可以预见的未来，但决策部门仍然对延迟退休年龄“投鼠忌器”——最大顾虑是担心对青年就业形成“挤出效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写入了决定，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日前接受央媒采访称，该部正在汇集各方面的意见，研究相关方案。

对人社部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其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延迟退休与就业之间联系的基础数据和实证研究。虽然众说纷纭，但无论是支持或是反对都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谁也拿不出有力的数据供决策部门参考。

延迟退休增加青年就业?

老年人与青年人“抢饭碗”是反对延迟退休最重要的一条理由。有观点认为，我国每年离退休人员在600万~700万人，一旦实施延迟退休会导致600万~700万适龄就业人员找不到工作，延迟退休致就业难的判断虽然失之偏颇，但却表达了民众的担忧。

从两年前开始，中央财经大学学者张川川就和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辉耀一起，对延迟退休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这之前，中国学术界对延迟退休和就业的量化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项研究预估，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老年人就业的增加不仅不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负面冲击，还会促进年轻人就业。

在近日清华大学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张川川介绍，课题组通过控制变量法，采用回归分析，使用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特征，估算了55~64岁男性和50~59岁女性这些高年龄段人口就业对中、青年人(20~24岁)就业的影响。

结论显示，高年龄段人口就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使中、青年人就业增加0.59~0.82个百分点。

“没有证据支持挤出假说，相反，老年人就业率的增加导致了青年人就业率的上升。”张川川说。

张川川表示，“老年人就业会挤出年轻人就业”主要基于两个假设，第一是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可以替代;第二是一个经济体的工作岗位是固定的，一类劳动力群体(如老年人)就业数增加，必然引起另一个群体(如年轻人)就业的减少。

张川川的课题组经实证研究发现，老年人与年轻人在技能、工作经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两种类型的劳动力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反而很可能是互补关系。同时，一个经济体的就业岗位也并非完全固定的，一类劳动力增加不会必然引起另一类劳动力的减少。

他认为，延长退休不会挤出青年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退休人口和非退休人口在消费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退休年龄调整将影响社会总需求。

具体来说，退休后个人和家庭消费会显著下降，包括与工作相关的支出，如交通、着装和餐饮支出等。研究发现，城镇职工退休后与工作相关的消费减少了超过30%，其他消费减少了15%。

“退休所导致的消费需求下降会减少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从而抑制就业。反之则能够增加总消费需求，从而促进就业。”张川川说。

影响就业的变量

然而，普通民众难以判断这种通过控制变量法做回归分析所得出结论的正确性;按政府部门惯例，回归分析亦很难作为决策依据。

张川川也表示，上述研究只是对延迟退休可能带来的就业效应进行预估，并不能回答“延迟退休是否挤出了年轻人就业”这一问题，这需要实施后对政策进行评估才能得出准确结论。

本报记者从接近人社部人士处了解到，人社部远远没有学者这么乐观。从胡晓义此前的表态可以看出，人社部认为延迟退休对就业的短期冲击肯定是绕不过去的。

这也是人社部一直在延迟退休问题上持审慎态度的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是中央定调的，人社部是“不得不”出来表态。

这位人士也表示，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市场化，大部分领域都不存在青年和老年劳动力的简单替代，但机关事业单位的替代关系还是存在的，若推行延迟退休，体制内岗位替代速度肯定会减慢。这部分岗位总数并不大，只占到中国城镇就业岗位的十分之一，但却是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劳动力最关注的岗位。

近年来，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是大学生就业时的首要偏好。一旦延迟退休，大学毕业生群体将受到冲击。而这部分人群的就业向来是政府最为关注的，这也成为制定延迟退休政策必须考虑的因素。

胡晓义也表示，政府把青年就业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每年600万的退休人员对于青年就业会形成一定的替代关系，但两者不是完全简单的加减关系，不是“退一个人补一个人”的关系。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未来必须在产业结构调整当中来调配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