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谈养老改革：延迟退休是早晚的事

■对话人物

郑秉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

■对话动机

延迟退休、养老金“缺口”、双轨制、以房养老……随着养老体制改革方案即将出台，这些问题逐渐升温。老龄化的加速，让中国社会陷入对“老有所养”的集体忧虑。

养老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新一届中央政府多方听取建议，最大程度弥补各方分歧。多家学术机构受邀分别提交养老体制改革方案，以备参考。

记者专访改革方案的两位主要设计者，分别阐述改革路径构想。

延迟退休是早晚的事

本报：公众都很关心延迟退休，你赞成延迟吗?

郑秉文：这个问题还用再讨论吗?延迟是一个趋势，早晚的事，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中国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人口老龄化更严峻，能例外吗?

本报：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延迟退休，你这样坚持，就不怕被网民骂?

郑秉文：有的人因为骂就不坚持了，改变了。作为学者，我不会因为被谁骂而改变，而且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急迫。欧洲的教训已经提醒我们，越早改革，改革的成本就越小，社会震动也越小。法国曾因为延迟退休，两任总统下台。

本报：但公众认为，在中国，延迟退休，只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受益。

郑秉文：这是一次分配制度的一些不公导致的，与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没有直接关系。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缺乏激励

本报：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不是也算一种解决方案?

郑秉文：延长养老保险的基本缴费年限，在很多国家是这么做的。延长缴费年限与延迟退休往往是一回事。有的国家最低缴费年限比中国还低，但这个最低缴费年限实际上不起作用，因为“多缴多得，少缴少得”这个制度设计下，很多人为了多拿养老金就自动多工作了。就是说，延迟退休的结果是可以多拿养老金的。

反观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也可以多缴，但是多缴多得的激励性不是很足，延长缴费年限就难以执行。

本报：你认为如何改革才更有激励性?

郑秉文：应该建立一种精算型的制度，多缴多得，少缴少得，在国外，这叫“对等原则”。

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20年前设立时，其初衷本来是想体现多缴多得原则，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渐行渐远，尤其近十几年来，连续统一上调待遇水平，打乱了很多制度机制。现行制度存在重大缺陷，搞得参保人、社会舆论和政府的行动离心离德，社会互信降低。

“统账结合”已经走到尽头

本报：现行的“统账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推倒重建?

郑秉文：现行的“统账结合”已经走到头了，无法再维系，必须要在结构上改革，不能再糊弄下去了。到2023年，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了，那时真的更难改了，改革成本和带来的社会震动将无比巨大。

本报：这么重大的改革，你认为中央下决心了吗?

郑秉文：新一届政府履新几个月，就提出“养老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什么是顶层设计?就是一个全景的改革方案，不会只是局部改动，不仅仅事业单位改不改这些枝叶的问题。所以这一次，政府要四个学术机构背靠背做方案。这是一个好兆头，显示中央已经开始下决心。

本报：你一直致力推动的名义个人账户，算是大改革吗?

郑秉文：是大的改革。

本报：也是你这次提交的方案核心?

郑秉文：2008年我们这个团队就提交了这样的方案，现在，我依然坚持。但现在，形势不一样了，中央的改革决心，让我触动很大。

首先，顶层设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制度改革，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太多问题，都是互为条件，要改某一个，改不动。就像一棵大树冒出很多树杈，找原因，最后都在根儿上。

本报：这个根，是不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呢?

郑秉文：是的，全国统筹算是一个根儿。怎么解决?一个偷懒的办法，就是仅提高统筹层次。

治本的办法，就是把统账结合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到那个时候，统筹层次提高，将是一种具有内生动力的升级版。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扣，都会迎刃而解。

这两种路径，选哪一种，现在就看决策者的决心了。

本报：统筹层次提高，实行全国统筹，会不会影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郑秉文：在目前这种政策框架下，只提高统筹层次，四级政府将变成一个利益的博弈场，而且非常激烈，改革的行政成本和经济成本也非常大。所以，现在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仅提高统筹层次，还会闹出很多花样、变通和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