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污染源
 
　　两份不一的检测结果让事件看上去像一起“无头冤案”。而更让人感到棘手和担忧的是，六安寿县地区究竟有没有转基因水稻的种植?如果有，它们会给食用者带来怎样的影响?它们又是如何流入生产环节的?
 
　　吴坤山告诉记者，厂里没有自种地，所有加工生产的稻谷全部来自寿县地区的收购，但谁家种了转基因的水稻，他也无法知道，米厂只管收。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检定结果，周寨米厂在去年出品的两种大米被确定为Bt63转基因水稻，而在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水稻——“Bt汕优63”和“华恢1号”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但这并不等于允许商业化种植和销售。
 
　　Bt汕优63正是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的科研成果。早在2004年6月5日，张启发在中科院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指出，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大面积种植已有9年之久，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超过十多亿之众，至今还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任何证据。
 
　　但是这一结论并未得到学术界的信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指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仅凭现在的短期动物实验数据是不负责任的，某项技术的副作用一般在使用二三十年之后才显现。
 
　　例如，瘦肉精刚开始出现时一直作为一个新技术被大力推广，使用20年后才发现毒性太大而被禁止;DDT(孟山都曾经是DDT最大的生产商)也是在刚出现时因使用效果神奇被大力推广，30年后发现危害整个生态系统被禁止。
 
　　“以前那么多年，这边从来没有发生过转基因大米的事儿，不要说在寿县，整个安徽都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当地主种水稻品种为新强8号，两优6326，两个都是安徽省的认定品种，但实话实说，谁也不能保证有没有外来的(转基因)稻种拿来这种。”吴坤山说。
 
　　Bt63转基因水稻的特性就是抗虫，在一些地区被称为“能抗虫的种子”或“不用打药的种子”，根据这一种子特性，记者分别在寿县的北部和南部地区的几个村落进行了走访调查。
 
　　但是，当地的农民几乎清一色的回答：“哪有抗虫的稻子?都得打药。”
 
　　寿春镇附近的一位农民告诉记者，从插秧到收割，一季稻子一般抗虫的农药要打上4~5遍，一亩地平均下来基本要花费100多元的农药成本。
 
　　而当地种子商店也对转基因稻种和防虫稻种表示“不清楚”。“我这里从来没有听过什么防虫的种子，你需要买，我这只有一些旱稻的种子。”一家种子店老板说。
 
　　还有商家则表示出了警觉：“你要抗虫稻?你不是来做调查的吧?”
 
　　绿色和平负责上述转基因调查项目的俞江丽对记者表示，其实也不能单纯用农药的多少判断种植物是否为转基因，因为在一段时期后，转基因品种也不一定就能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因为它会催生次生虫害的增长。
 
　　这就像达尔文提出的适者生存理论，一种害虫被抑制，新的昆虫种群会迅速取而代之。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魏伟告诉记者：“转基因扩散有2个渠道，花粉和种子。转基因可以通过花粉(水稻的雌蕊、雄蕊)会扩散到邻近区域，种子产生的过程就是花粉和聚头结果，雄蕊的划分和雌蕊的聚头结合后形成胚胎。水稻也有花粉，是两性花。花粉通过空气、水、昆虫进行传播。所以不排除你不种，但是附近有别人种，然后扩散到你这。”
 
　　不过，通过花粉传播造成污染的概率就比较小，而另一种情况是种的人自己也不知道现在种的是转基因水稻。“比如一片地曾经种过转基因水稻，然后再种正常的水稻，有可能出现混杂现象，第二年长出来的还是转基因的，但是农民自己也不知道。”
 
　　在实地采访中，有一位村民表示，当地曾经有尝试过“防虫种子”的试种，但最终实验并没有成功，但他听说，那个种子是杂交水稻，并非转基因品种。
 
　　监管尝试
 
　　如今周寨米厂的销量一泻千里，吴坤山说，他不想卷入风波，因为这个事，米厂的销量已经下滑了50%。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要求收稻子的时候每家每户必须‘实名制’， 哪一家的稻谷必须全部登记到户，买了多少斤，万一以后出了问题可以去追溯;另外我肯定要问对方拿买稻种的凭证发票，不是正规稻种一律不收。”
 
　　事实上，当地种子的供应链有其独特的准入方式和流程，据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寿县地区一共存在着27家种子公司，这些种子公司是当地引进外部种子的最主要渠道，也是当地政府重点把关的对象。
 
　　一般而言，在每年供种之前，当地农委会组织专家进行开会，对新引进的品种进行评估。
 
　　“我们会要求对方把今年计划引进的所有品种都报给农委，政府进行把关，看哪种具备合法资质，哪些不具备。不合法的东西我们第一层就给它排除掉了。”当地农委方面的官员说。
 
　　通过第一道审核关口后，这27家种子公司会把新品种分销给下级的500~600家种子零售门店，分布在当地的25个乡镇。但谁也无法保证，那27家公司是否完全报备了全部品种，会不会进行秘密保留。
 
　　寿县农委执法大队长李军说，种子销售季节一般是4月份，所以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执法大队一共10个人，会兵分两路从南到北、一家一户到种子商店去明察暗访。
 
　　“我直接问店主，他搞过他可能也不肯讲，所以我们会问其他的商店老板，这边有没有人做这个(转基因)生意的，要有他们肯定会透露给你，因为他们是竞争关系嘛。农委每年都会发宣传单告诉店主，如果发现转基因销售，处罚就是5万，要让他知道冒这个风险不值得。”
 
　　李军坦言，过去当地也确实发生过一些投机取巧，倒卖一些实验品种的现象，但都不是转基因的类型。
 
　　2010年，时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上任不久后，便开展了堪称“史上最大”的种子执法专项行动，有超五分之一的种子企业被责令限期整改，超十分之一企业的许可证被注销。根据农业部的总结，这次执法的一个重大突破是首次进行转基因检测，并对违规单位采取了处罚措施。
 
　　而当时寿县地区抽检了几十个样品交给安徽省农委，再转交给农业部进行检测，但结果都没有问题。
 
　　但即便如此，当地农委对于转基因监管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转基因水稻和普通水稻无法用肉眼辨别，但常规项的检测中只有水分、发芽率、压力、纯度等指标，不包含转基因检测，后者的检测周期长、费用贵，一次的费用需要1500元，而我们一年的执法经费才只有6万，现在市场上水稻品种这么多，你不可能负担的起。”对于转基因检测是否可能列入常规项的探讨时，李军如是表示。
 
　　转基因农作物的关键倒不是什么食品安全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它是一种变异人类的技术，用现在的科学方法无法证实，危害在无声无息间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