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毒是对社会对他人健康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毒品泛滥导致许多家庭破碎的案件数不胜数，人们对贩毒分子是深恶痛绝，然在美国却出现多名资深禁毒官员为读法辩护的奇葩举动，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毒贩都是好人。

　　“大多数毒贩都是好人，只是做错了选择。”波尼·克莱博尔说，她曾是一名禁毒助理检察官，现在为哥伦比亚毒贩担任辩护律师。

和波尼一样，美国许多工作在一线的检察官和高级官员都放弃了禁毒工作，转身变成毒贩的辩护律师。为什么？跟毒贩打交道多年后，他们意识到许多毒贩并不是坏人，而美国禁毒制度出了问题。

当然，他们的做法，也有很多人并不认可。但至少，这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禁毒背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些工作在禁毒部门的美国检察官和官员，引渡毒贩经验丰富。目前，他们正将自己的经验用在为毒贩做辩护工作上。

一些检察官甚至为自己的禁毒经历感到后悔，“如果可以回到以前，我会改变一些做法。”

重新选择立场但不觉羞愧

“我们重新选择立场，并不觉得羞愧。”曾是禁毒检察官的罗伯特·菲特尔说。他曾在美国司法部工作，调查贩毒和与之相关联的洗钱。“我们非常清楚检察官禁毒工作的内容，我不会掩饰这项优势。人们找到我担任辩护人也是基于此。美国的贩毒案件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波尼·克莱博尔曾是一名禁毒助理检察官，在禁毒工作中成绩卓越，曾协助端掉哥伦比亚北河谷卡特尔贩毒集团的大毒枭。还有里奥·阿尔古因，他曾担任美国禁毒署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办公室的主管。一些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前雇员也加入“毒贩辩护律师”的团队。

引渡至美国的毒贩处境恶劣

接受采访时，罗伯特和波尼呼吁美国重新建立遏制毒品泛滥的制度。持续40年的“禁毒战”已浪费纳税人数十亿美元，造成数千人丧生。

罗伯特提议可卡因和大麻在美国合法化，他抱怨引渡至美国的毒贩，其处境比关在关塔那摩监狱恐怖分子的环境还恶劣。“我无法重拾以前的检察官工作，一些毒贩的故事和经历，让我难以承受。”他说。

2012年12月，里奥曾试图赴哥伦比亚监狱，探访所代理的大毒枭蒂亚戈·皮尔兹，但最终无法成行。哥伦比亚当地媒体称，里奥没有获得官方许可。蒂亚戈曾是当地左翼游击队员，被指控走私数吨可卡因。记者试图采访里奥·阿尔古因时，他称“没什么好说的”。

罗伯特：美国禁毒制度有许多漏洞

罗伯特在美国司法部禁毒组工作二十多年，2009年辞职。他说，政府禁毒工作令他失望。辞职后，他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利用自己的专长为20多名哥伦比亚毒贩做代理律师。

目前，哥伦比亚和美国在引渡毒贩上合作密切。哥伦比亚贩毒嫌疑人可与美国禁毒部门交易，供出案件相关信息或其他嫌疑人信息便可获得减刑，但也面临其他嫌犯提前供出信息的压力。“也就是说，嫌犯可以聘请一名美国律师，赶在别人向官方供述案情前，减轻罪行。”但罗伯特的做法不同，他会寻找案件突破口，坚持申诉。“我们坚决为委托人维护权益。不会只顺着政府的做法，也不假装为毒贩辩护。只要参与了，就要赢得案子。”

“如果案件辩护余地不大，我会尽量促使委托人跟政府合作，减轻处罚。如果他们被引渡到美国后希望继续抗争，我也会尽职为他们辩护。”罗伯特没有说大话。在为哥伦比亚一名涉毒检察官拉米罗辩护中，他殚精竭虑。拉米罗被控在担任检察官时向毒贩泄露信息。经过罗伯特的辩护，拉米罗最后仅判了监禁55个月。

罗伯特称为引渡至美国的毒贩感到担忧。他们不懂英语，亲戚朋友无法前往美国探视。“没有人对他们施以安慰。许多人遭受残酷对待。”他说，“引渡到美国对许多毒贩来说是场噩梦，有些人父母去世时却被关在牢里。那些贩毒头目还情有可原，但一些普通的毒贩就处罚过重了，毕竟他们只是被迫贩毒而已。”

罗伯特指出，美国禁毒制度存在漏洞，判刑标准不是他们在案件中的重要性，而是所贩卖毒品的数量。比如，一个运送大量毒品的卡车司机所面临的刑期，可能比携带少量毒品的贩毒头目长得多。而且，在美国判刑的毒贩，被迫供出案件详情后，通常被送回哥伦比亚服刑。他们可能面临报复，甚至有被杀的危险。

罗伯特对自己的禁毒经历感到后悔，“如果可以回到从前，我会改变一些做法。”

前同事对罗伯特的正直表示尊敬，尽管他们处在对立面。“我们尊重彼此的意见，尽量按专业人士的做法行事。”罗伯特说。

波尼：把毒品泛滥的责任推给他国毒贩不公平

波尼·克莱博尔曾是美国一名禁毒助理检察官。2012年2月，波尼离开工作26年的禁毒岗位，加入为哥伦比亚毒贩担任辩护律师的行业。2个月后，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她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探视毒贩安德鲁·阿瑞亚夫。这名25岁的毒贩被控杀死数人，包括一名当地律师和美国禁毒署的线人。

波尼称担任助理检察官时，需要到处奔波，生命时常受到威胁，她难以忍受这些，于是选择离开。“但我不觉得现在的自己处在禁毒工作的对立面。当检察官时，我从不觉得自己的职责是残酷地处罚毒贩。我一直相信，我的目标是实现公平正义，现在的工作也是如此。要让美国的禁毒制度良性运转，就必须在政府和毒贩辩护律师中都有一批正直可靠的人。”

波尼的前同事支持她的做法。“事实上，前同事乐于看到我站到他们的对立面。他们相信我的人品和能力，我有能力为委托人进行辩护。”波尼和罗伯特不一样，她认为新工作对自己改变不大。“我是检察官时，我的确处理过许多罪大恶极的毒贩，但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只是做了错误的选择。”

波尼现在为曾经“敌人”的辩护，在她看来，哥伦比亚的贩毒业多是家族生意，也是穷人致富的方法。“我始终认为，美国政府不应把毒品泛滥的责任总是推给哥伦比亚人、墨西哥人和其他中南美洲国家的人，而忽略毒品消费需求其实是来自美国这个现实。这不公平。”

波尼希望看到美国能找到更多新方法，解决毒品泛滥问题，代替以前的“禁毒战”。“那只是无止境的恶性循环，逮捕毒贩，判决后进行惩处。处理了一个后又怎样？总会有一个新的个体填补进去。”波尼称。

　　
[延伸阅读]

两种禁毒模式均存在争议

国际社会现行的禁毒模式，按其主导趋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体制”。在美国文化中，酒精和毒品本质上具有破坏性、会导致社会产生瘾君子，带来邪恶，因此禁毒以“司法惩治导向”为显著特点。二是“荷兰体制”。荷兰将毒品分类管理，并使一部分毒品合法化，以“公共卫生导向”为主要特征。有学者认为，“荷兰体制”是介于禁止与合法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但业界专家对这两种模式都存在争议。尽管荷兰官方和民间的统计数据都显示，荷兰允许大麻合法化并未造成国内大麻使用的剧增，但同样没有遏制大麻滥用的增长趋势。因此，将部分毒品“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做法，是否能解决国际毒品问题仍需拭目以待。

　　编后语：这个世界因为迫不得已的理由给他人造成无法挽回损失的事情很多，但这不能因为造成破坏的是好人而可以轻易躲过惩罚吧？成为毒贩还是好人？对笔者来说，这实在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