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调查发现，药品出厂价与医院中标价甚至零售价差距惊人。被媒体广泛报道案例的是2毫升、0.3克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在山东该药每支出厂价为0.6元左右，在北京中标价为11元，医院零售价是12.65元。从出厂价到零售价，价格翻了20多倍。

　　类似药价虚高情况并非个案，相关部门为遏制药价曾制定多项举措。

　　目前我国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流程如下：根据制药企业自报生产成本，经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或各地物价部门核算后，每类药品产生“最高零售价”，即所谓“天花板价”。各省统一集中招标，组织专家评定后，产生“中标价”，中标价即医院采购价。按我国现行政策规定，二甲以上公立医院必须实行药品加成政策，即医院对采购每种药在进价基础上最多加价15%卖给患者，不得与供应商二次谈判降低采购价，从而产生“医院零售价”。

　　这些看似规范的机制在现实中却阻力重重。

　　以山东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为例，每支出厂价为0.32元，中标价为18.49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出厂价与零售价相差66倍。

　　很多患者质疑，为什么出厂价与零售价甚至医院最后中标价相差这么多?为什么一边有便宜的药，一边是贵药，医院非要“嫌贫爱富”呢?

　　调查发现，目前各级政府给公立医院的钱，只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10%左右，剩下90%靠医院自筹，这是产生“以药养医”的根源。

　　一些医院相关负责人和医生道出苦衷。国家规定的15%加价空间是红线，诊疗服务价格太低，医院为了自身发展和医生福利只能在进价上“合规”的做文章。某三甲医院药剂部负责人私下表示，医院并非药价虚高罪魁祸首，“我们也要吃要喝要发展，只能尽可能选择总价高的药。”

　　北京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孙东东教授，长期从事卫生政策以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的研究。他表示，药价虚高根本原因不在厂家也不是医院。据他们统计，从账面看，一个药从出厂到患者手里，厂家平均利润10%;医院平均为13%。剩下的都留在了中间环节。

　　孙东东认为，中间流通环节过多是药价虚高重要原因。从厂家到医院间有多级代理商，如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各级医药公司等。每次中间环节“转手”都要开发票，政府都要征税。另外药品在流通环节储运、配送也需成本，这必然加大费用成本。同时，政府物价部门确定的最高零售价过高也是问题。

　　现在国家压制药厂出厂价，厂家普遍定价不高，利润很少。而多数医院药品零售价符合15%加价政策规定，并没违规。人们质疑药店的药比医院便宜，是因药店不用招标，可从多渠道直接订货。因此成本低，可以平进平出。

　　招投标制度存先天缺陷

　　资料显示，为遏制药价虚高，我国从2001年开始全面推行药品集中招标。同时，国家发改委为每种药品制定最高零售价;并规定医院根据审定中标价顺加15%计算出的零售价不得超过最高零售价。

　　然而这两步举措在现实推进过程中已变形和走样，甚至违背了出台初衷。

　　调查发现，本有限价意图的15%的药品加成政策客观“助长”了药价虚高。

　　长期致力医改研究的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顾昕教授指出，15%的药品加成政策初衷是为了保证医院合理利润和正常运营，同时也希望能将药品最后价格尽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实际却造成医院偏爱高价药，一些治疗常见病的物美价廉的好药却难进入采购目录。

　　而部分地区实施的“零差价”则被演变为更严厉的加价管制。孙东东表示，基层调研发现，零差价的后果是医院失去的药品销售收入，财政无法弥补，反而挫伤医生积极性。

　　于是，这一政策与药品招投标制度设计的先天缺陷“共谋”促成药价虚高。

　　多位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参与其中的医院投标方、医药企业招标方和中间方(招标办或招标公司)达成利益一致：即中标价高了才能对各方有利，无论是企业销售利润还是医院加价后的收入，以及中间方收的佣金才会更多。

　　孙东东教授表示，参与招投标各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在这样一种利益均沾的“潜规则”下，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合力推高中标价。

　　这一体系也造成药品在从厂家到医院流通过程中需经多次“合法”转手，才可能将出厂价合法“漂洗”成为最后高的离谱的“中标价”，客观衍生出药品在流通中的多个中间利益环节。

　　专家的共识是，中间利益环节过多的症结正是招投标体系的制度缺陷。

　　还有专家表示，医院还普遍存在返点和回扣收入。实际运行中，企业通过“做慈善”等高明形式“回馈”给医院和医生的暗折暗扣，也成医院利润重要来源。

　　取消15%加价政策呼声渐起

　　如何根本遏制“药价虚高”成当务之急。

　　不少专家表示，除了改革药品招投标体系的制度缺陷外，还应积极调整15%药品加价政策。

　　顾昕教授表示，应尽快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价15%的政策，并赋予其药品询价和采购自主权，只有这样才能立竿见影初步遏制药价虚高。

　　孙东东认为，遏制药价虚高根本是从体制机制入手进行深入改造甚至重新设计。同时应改革政府定价机制，限制最高零售价定价。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则呼吁各方力量解决制度的顶层设计，不要将医生作为一切医药问题的替罪羊。

　　上述专家一致呼吁，要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应尽快改革完善医保付费机制，推行以按病种付费和总额预付制为主的复合付费方式。即将病人打包交给医院，实施看病总额封顶、医院结余自留模式。这样，药品成为成本投入而非利润，药价才能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