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艰难转型的中国不得不面临诸多发展中的问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愿意种地、能够种地、并且会种地的农民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2亿多农民工中，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只占8.8%。其中，超过9成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16岁到65岁农村人口)有5亿，其中有2.4亿人离开农村，流失的这部分农村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近一半留下的农村劳动力年龄在50岁至65岁之间。村中留守人员民间号称“38(妇女)61(儿童)99(老人)部队”。

　　安徽省肥东县新安村农民蔡庆斌如今在省城合肥一家建筑企业当司机。这位曾在上海打工十年的农民工，已经在省城购买了一套小户型商品房，并接来妻子、孩子定居。

　　蔡庆斌原本十分看好现代农业前景，2009年带着打工收入回乡打算承包水塘或土地，搞规模养殖或特色农业，但考察半年后发现投入大、困难多而收益又慢，最终放弃这一打算。

　　“好不容易攒下一些积蓄，不想投到风险太大的领域。在省城打工虽然开支相对大一些，但一个月三千元的工资超过在家种几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他说。

　　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家王开玉分析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不愿回乡定居，缘于中国城乡之间收入水平、劳动环境、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差距依旧明显;缘于种粮收益仍然较低，农业生产无法实现年轻人的理想;缘于农村缺乏可靠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村环境污染也在日益加剧;还缘于大量农民早已失去了家乡的土地。

　　23岁的许小雅在合肥一家美容院做美体师，每月工资2000多元。精致的妆容、娴熟的手法，让她看起早已不像是位来自大别山的农村孩子。

　　喜欢业余时间逛街、看电影的小雅不再像父辈那样一味节约攒钱，她和同样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男友正共同努力按揭买房。“我肯定不会再回老家住了，一方面家里的承包地很多被征收了，不需要年轻人都回去;另一方面出来这么多年，我也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

　　上述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5-30岁的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

　　在中国，没有宅基地意味着没有建房的屋基，也就没有定居的条件。大批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城市不仅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极大压力，更束缚了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78岁的老农陈兴汉是淮河岸边安徽省凤阳县的种粮大户，通过土地流转方式承包租赁种植了2300多亩土地，搞规模农业。但是最近几年，这位“种田大户”感觉到，越来越难雇到足够的劳动力帮忙种植，因为附近几个村庄的青壮劳力几乎都涌进了城镇。

　　“农忙季节更难招到人帮忙，我给出的人工费用约四五十元一天，中午管一顿饭，但还是很难雇到，”陈兴汉说，“现代农业就要依靠规模、特色，缺人种地已经明显制约了俺的发展。”不仅是在安徽，种粮大户“招工难”的现象在江西、湖南、山东、河南等农业和劳务输出大省也很普遍。

　　中国种子集团公司的育种人员也发愁找不到熟悉农业技术的“熟手”农户去育种。“育种工作时间长、难度大，我们是交给种粮大户去做的，但种粮大户最终还是把育种的任务分散到小农户，而很多小农户中不是老人就是孩子，要么就是妇女，没有人愿意做，也不会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育种科研人员说。

　　中国仍是农业大国，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过程中。基于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禀赋欠缺，机械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从农产品种植、收割，到深加工、销售等环节，仍然需要大量劳动力来支撑。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不可能把大部分农民转成城市户口，因此国家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农村培训，培育和吸引新一代农民经营农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说。

　　他表示，让农民愿意从事农业活动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包括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周边二、三产业的发展。此外，在理顺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业保险赔付率、让种粮大户享受与城市中小企业一样的金融支持等方面有更多实质互动，让农民看到农业种植的收益。

　　而从更大的范畴来讲，缩小城乡差距仍是关键所在。国家应着力提高农民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乃至建设农村文化娱乐设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