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苏鲁赣湘皖晋等省调查发现，近年来，随着农村大建设大发展，发生在基础建设、惠农资金、土地征用等领域的村干部贪腐、渎职等案件呈上升趋势。

　　这些腐败，有的独立进行，有的抱团而为;有的小节捞利，有的大处谋财;有的少额多次，有的一次大贪。“各显神通”，不一而足。

　　江苏省扬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张跃进认为，村干部一旦由农民的领头人变为“寄生虫”，将打破“一个支部一盏灯，一个干部一面旗”的传统认知，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不仅造成集体资产流失，还容易导致上级决策机构对村情社情的误判，严重的甚至激化矛盾，引发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形成对立和冲突，危及农村稳定。

　　受访的基层办案人员和反腐专家指出，一些地方发生农村干部腐败，暴露出当前农村干部选拔、村级财务管理、农村反腐监督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需对症下药，健全完善相关制度，还农村一个干净。

　　三个并存

　　小小的“村官”，可以贪占600多万元，这是山东省2010年查办出来的最高纪录。这一年，山东省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377起，其中涉案犯罪村官575人。

　　江西的数据也不小。2010年1月至2011年5月，江西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农职务犯罪案件369件，为农民挽回损失4950余万元。

　　而在江苏，仅扬州市，2009年至2010年，便查办涉及村干部违法违纪案件524件。下属江都市纪委提供的数字表明，近几年来，村干部腐败案件呈上升态势，2008年为22件22人，2009年上升至41件43人，2010年则达到50件50人。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当前村干部腐败出现如下新特点。

　　在主体上，“独立型”与“抱团型”并存。基层办案人员普遍反映，以往村干部个人独立腐败的多，近年来窝案、串案则明显增加，一些地区窝案占比超过70%。由于征地补偿、惠农资金等发放需要调查、审核等多个环节，在利益驱使下，一些村干部合谋在村“两委”内部甚至与县、乡土地、农业等有关部门勾结作案，往往查处一案带出一窝，有的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村出纳等无一例外参与犯罪。2009至2010年，山东省嘉祥县检察院立案查处涉农职务犯罪8件，其中5件便是窝案。

　　在对象上，“小节型”与“发展型”并存。一些纪检干部表示，过去村干部腐败大多表现在公款吃喝、请客、报销等小节方面，现在则盯上了农村建设发展的新机遇。一些地区搞新农村建设、招商引资、征地拆迁等，大项目大工程相继上马，村干部“发展型”腐败随之而来。近三年，扬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农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及征地补偿款的占75%以上。2010年建成通车的山东东平铁路，途经新泰市境内岳家庄乡6个行政村，包括这6个村16名村干部在内的21名基层干部，采取虚报果树数目套取补偿款，涉案金额高达1600多万元，最终均被判刑。

　　在手段上，“少额多次型”与“小官大贪型”并存。据介绍，一些地区村干部腐败每次数额较少，但持续时间长、次数多，如山东嘉祥县某村3名村干部，4年间虚报种粮面积套取私分补贴2.8万元。也有的村官大肆贪贿，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元。

　　四种心态

　　多位受访基层检察官和纪检干部反映，村干部已成为反腐败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经过对部分案例进行剖析发现，有四重心态在腐败村干部身上比较普遍。

　　侥幸心态。南京市六合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天敏说，在钱财面前，有的村干部心存侥幸，同时又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大钱不敢拿，大工程也不敢贪，只在自己能说了算的领域搞一点，小拿拿、小玩玩的多，总认为查不到自己。

　　补偿心态。不少因腐败而落马的村干部认为，自己平时付出很多，在位时理应得到一些补偿。2008年7月，山东菏泽市皇镇乡皇镇村72岁的老支书郜某，因虚报冒领、私分高速公路土地征用款8万余元被查办。案发后郜某称：“我担任党支部书记40多年，为大伙操劳了大半辈子，每个月只靠200多元的补贴养家糊口，吃了不少亏，应该趁在位期间捞上一把。”

　　失衡心态。有的村干部合法收入没保障，政治待遇上又存在“天花板效应”，有的成天接触领导和老板，相互比较导致心态失衡，觉得不拿一点对不住自己。有些村干部说：“当干部就图个吃喝方便，没有别的出路。”据介绍，南京市六合区一名村会计就是看到村支书受贿不平衡，最后自己也贪污60多万元。

　　麻木心态。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平塘王村原党支部书记刘家贵，在出售土地和承包工程过程中受贿81万元。他坦承，刚开始受贿时也觉得害怕，但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开始时三五千的收，后来最高的一笔达到5万元。另据六合区横梁镇姚徐村原党支部书记詹秋荣交代，刚开始收钱，一两万元晚上就睡不着觉，当时还认为社会风气不好。后来发现很多是以金钱多少来衡量成功与否，于是慢慢变得麻木，最终因受贿30余万元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