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并非是第一次和杨喜利打交道，杨喜利以前就经常欺负他们。杨武生活拮据，日子过得紧巴，不敢惹事，一直忍着，勉强活着。杨武说，自己身高不到1米6，“根本不是身高近1米8的杨喜利的对手，何况对方还有凶器和两名同伙”。“如果报警，担心遭到报复”，只能“躲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大气也不敢出”。其实，他也怒火中烧，“我想拿刀冲进去，劈死这个畜生!”，但想到家里有4个小孩要抚养，还有76岁的老母亲要赡养，“如果我杀人坐牢了，他们可怎么办?我不能家破人亡啊!”纠结中，杨武一次次选择沉默。好在，杨武最终还是报了警，杨喜利已经被警方控制。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杨喜利的亲属轮番上门骚扰，要求撤诉——杨武一家仍然受着暴力威胁。杨喜利的哥哥威胁说杨武“全家可能会死光光”;杨喜利的母亲带着孙儿，拿着状纸，骂上门来。“真是不要脸的女人，勾引我的儿子，还诬告强奸?”对此，杨武选择继续躲闪，被对方一路追骂、吐口水。甚至，因为担心报复，杨武真的去派出所要求民警销案。

　　从以上情况看，该案的发生，不是因为杨武胆小怕事和“窝囊”，而是人民生存和法治环境的恶劣。正如有评论所说的“联防队员强奸民女街道社区责任难逃”。杨喜利身穿联防队员的制服，以联防队员名义到杨武家闹事，此前还多次闹事，他的行为应当视为一种职务行为，而应当由街道和社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社区必须承担有关领导失于管理的行政责任，承担街道和社区对于雇佣杨喜利疏于管理，而给杨武及其家人带来的伤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问题如果不能提到政府和公安机关的议事日程，而单纯指责受害者的“窝囊”，执法犯法现象及杨喜利式的加害人和王娟式的受害人就会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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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后，通过调取嫌疑人与受害人的通话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杨喜利曾向王娟发过“要强奸她”之类的恐吓性语言;王娟还反映称今年9月初就曾被杨喜利强奸过;在抓获现场，嫌疑人裤子拉链都没来得及拉上，女受害人光着身子等系列证据，足以认定嫌疑人杨喜利有重大作案嫌疑，涉嫌对杨武之妻王娟进行了强奸，杨喜利被抓获当天即被刑拘，案件很快将向当地检察院移交提起公诉。深圳宝安区委区政府对此事作出决定，当地社区治安办主任、联防队长、社区警长等5名负责人被停职。区委区政府要求相关部门对此事从重、从快、从严惩处，整顿全区联防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