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潘滨在《新周刊》发文称，中国男性：责任心与正义感让位于争名逐利。这不禁让微微小编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一场突名争论：在中国，到哪儿去寻找高仓健！下面，是潘滨文章内容：

　　男人啊，你的名字叫强者。曾经是“她世纪”的护花使者、“女人生猛”的温柔知音、“伪中产”的捍卫神、“急之国”的先行军。

　　而在诸多大中城市的中坚阶层，不少男人却在貌似强壮的外表下，逐渐失语与沦陷，要么为生活所累，成为物质奴隶，要么……

　　以生活和家庭之名，我们变得犬儒，还自认幽默，我们变得愤怒，还自认激情，我们变得焦虑，还自认上进，我们变得浮夸，还自认“大国崛起”。我们喝的酒比任何时候都多，诗意却比任何时代都贫瘠。

　　身上的赘肉在一天天增多，男人们的大丈夫品格却在逐渐减弱。就像我们的饭局越来越多，格局却越来越小。中国男人品质的塌方已然在阻绝通往幸福的盘山公路。

　　男人在走向消失，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内心里。

　　做男人为何变得这么“难”？

　　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社会景象：男人成为“难人”，是这个社会压力的主要承受单位，维也纳男性健康国际学会的调查显示，男人自杀死亡的人数是女人的3倍，因车祸而死亡的人数是女人的6倍，男人平均寿命比女人少4年，男性的健康与30年前相比并没太大改善，而去看医生的比例却比女人低40%。

　　对中国男人来说，城市生活本身的压力不断加码，不得不沉浸在赚钱迷宫里，绞尽一切脑汁在人民币的数字游戏里奋斗。高房价、高物价、高男女性别差，使得男人更难买得起房子、车子，更难于娶到满意的老婆。政策的不确定性，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固化，加剧了“难人”的紧张程度。于是早衰、焦虑、抑郁、欲望持续地折磨着中国男人。

　　“压力、污染是男人的两大杀手。”一位38岁的北京男士这样描述自己所处的环境，“幸好我结婚生子早，孩子现在五岁半了，周边很多朋友想要孩子要不上。”

　　新的医学研究表明，就身体整体抵抗力而言，女人强于男人。中国成年男性中患各种男科疾病的比例约占男性总数的20%—30%，且发病群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男性健康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北京近10年居民死亡情况调查报告显示：40—59岁组死亡人数在10年中上升了2.4倍，其中男性增长了73% 。

　　男人的生命曲线正在从高峰跌下，而工作和家庭的负担曲线在持续上升，这两条剪刀状曲线大概于44岁相交，这被称为“中年剪刀”。这是中国男人在社会逐渐走向失语的外力原因之一。

　　于是，我们甚至听到这样的反抗声音：男性特权是一个陷阱，它对应的永远是压力和紧张，它要求男性在一切场合有展示其男子汉气概的义务。对男性的社会要求和角色扮演，恰恰是导致男性心理脆弱和精神萎顿的致命伤。

　　除此之外，“中年危机”几乎是男性在步入事业小成之后的“必经之路”。有一位媒体总编便感慨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开始了，他称之为“混吃等死”——事业进入天花板、家庭进入固化期、世俗使命已然完成、精神召唤仍显失落。

　　曾为物质而累，异化为赚钱机器；曾为女人而累，退化成原始动物；曾为社交而累，衍化为社交狂人。也曾变身改革先锋、不公斗士，但这一代“中国愤青”终可能以“犬儒”的方式谢幕。

　　男人没了，女人还在

　　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客观造成了男人的无所适从。女权主义的传播，使得建立在农耕文明的传统性别秩序发生彻底改变，这无疑是时代进步的应有之义，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推动下，独立女性意识的发展，是符合经济规律和社会运行道理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男性失语了。

　　傅书华是一位女性研究专家，但是作为一名男性，他“痛切地感觉到了男性的失语”，他说，女性批评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话语霸权为男性所掌握，女性的价值定位是由男性给出的，女性失落了自身而不自知。因之，女性应该解构男性话语，重新寻找、确立自己的价值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自己不仅成为人，重要的是成为女人。

　　新女性找到了自己的话语和价值方向，旧有的社会性别体制“重装系统”。但是，新女性的形成，并没有对应的新男性出现，那么原有的男性角色就在这一过程中沦陷了。对此，傅书华不无难受地说：当女人开始成为女人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男人却还傻乎乎地沉浸在自己原来的社会符码中，既不知道使自己赶紧成为男人，更遑论发出自己的声音。

　　新男性，被定位为在社会重大转型时期被寄予重大社会期望的角色。他们需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尊重和体谅女性，脾气好，对老婆忠心，是个“顾家”的男人——家庭妇男。

　　然而，新男性却被称为“灰色男人”，他们的特点是为了妻儿过上体面的生活，他像陀螺一样疯狂地工作，但是内心一直渴望在50岁以前退休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每周有相对固定的运动时间，但是仍然经常失眠，肠胃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