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由于长期心理压抑积累成仇恨，可能做出报复社会的行为。杀死多名室友的大学生马加爵、美国校园枪案凶手赵承熙、上海袭警案的杨佳，以及最近刚刚受审的“杀人狂魔”熊振林……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件一次次地震惊和提醒着社会。

　　现有心理危机干预机构力量分散、捉襟见肘

　　心理学专家称，长期的临床实践显示，在由于高度心理危机而企图选择极端行为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存在思想矛盾的。比如，有的人在自杀前会打电话向亲友或某个对象发出信号，或者扬言要如何如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样的人其实正处于思想情绪的极端矛盾和激烈斗争状态，可能并不想自杀或伤害他人，这就给心理干预和心理救援提供了机会。如果能够科学而得当地给予心理疏导，就很可能缓解其情绪和心态，挽救当事人的生命，避免更大的社会性伤害或事件的发生。

　　“杨佳和人发生争执是必然的，这是由其人格决定的，但是杨佳杀人不是必然的，要是有个人在身边提醒他，他可能不至于去杀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李玫瑾曾这样说道。

　　韩布新告诉记者，“心理危机干预”就是对企图选择极端行为的人提供紧急的心理疏导、援救和帮助。据了解，心理危机干预在国外已进行了数十年的实践，医院有急诊，社区有社会工作者。从国际经验看，自杀干预的有效性接近90%。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和城市，如北京、深圳、武汉、重庆、哈尔滨等地，也已建立了心理危机干预机构或网络，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自杀干预，用心理学的有关方法让自杀者学会应对困难和挫折。这不但有助于其度过当前的危机，防患于未然，还有利于他们对未来的适应。

　　但从目前来看，心理咨询机构大多分散在各医院、大学或民间机构，国家尚无专门的管理和指导机构。虽然在非典时期和汶川大地震时期，都有相关机构主动参与了心理救援工作，但是毕竟势单力薄。

　　汪葆明说，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创伤治疗等领域尤其需要经过特殊的培训，目前全国范围内受过专业心理创伤治疗训练的心理咨询师不过百人，而我国目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只有1.5万人，职业化的心理咨询师队伍虽然在不断扩大，但都是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且缺乏严格的认证程序，很难承担群体性心理危机干预的复杂工作。

　　“我们中国人比较内向，一般有了心理问题都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不像欧美人定期找心理医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另外还有经济承受力的问题，因为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收费都比较贵。有的医院开设的动辄上百元的心理咨询专家门诊，也让患者望而却步。”汪葆明说。实际上，目前到医疗机构咨询和接受诊疗帮助的人，只是心理疾患患者中的极少部分，更多人选择在旁人异样的目光中默默承受。张侃告诉记者，心理疏导有多种方式，最方便快捷的就是心理热线。“实际上，我国目前开通了不少心理热线，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心理危机干预机构一般也都有自己的热线电话，但都太零散，各机构自己公布一个号码，什么妇女热线、农民工热线、失恋热线，实际上人们一个也记不住。”张侃举例说，有人问他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热线号码，他都记不住，“得上网查，或者问同事”。

　　各心理热线开放的时间也不统一，有的24小时开放，有的节假日不开放，有的上班时间才开放，开放时也可能由于咨询员太少，真正能打进去的人很少。“遇到心理问题的人能够想到主动打电话求助，说明他们还有改变的欲望，这是很难得的，如果不能及时、方便地为他们提供帮助，就会打击他们的信心，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而现在人们对心理热线的印象一是找不着，二是好不容易找着了打不进去，或者打进去没人。”

　　此外，目前各地心理热线提供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收费标准不一，难以获得人们信任。“大部分热线是公益性的，不收取费用或收取很低的费用，但这种纯公益性的事常常由于经费得不到保证而难以做久，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状态差别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