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下腹的肚脐两侧一直延伸到背后，疼痛已经缠绕了32岁的何月连6年。广西梧州藤县的一个偏远山村，这个当年在深圳、东莞、广州颇为强悍的打工妹如今一蹶不振。她的包里随时准备着止疼胶囊，“吃太多有副作用头会疼，吃得不够肚子会疼”。她小心拿捏着这个平衡，因一次计生结扎手术而引发的并发症，卷走了她的家庭本该是最重要的6年。

开始上访和使用微博之后，何月连接触了更多的计生创伤患者。这些丧失了劳动能力、忍受着难以启齿的病痛的个体，还要承担身体维权的精神煎熬，“强制结扎”的噩梦还在延续……

已上环仍被强制结扎

2007年4月20日，何月连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刚两个多月，藤县和天平镇的计生干部在镇长吴鑑来的带领下，团团围住了他们在满村新平组的家。在此之前，为了自行落实计生节育，何月连曾于二儿子刚刚出世后的3月29日，到广州番禺区的灵山医院自费做了上环手术。但这张“计划生育手术证明”无力成为抵挡家乡计生干部等“强制结扎”的武器。

到了县人民医院，何月连被推上了手术台，“手脚都用黑胶带绑在手术床上，动弹不得，进来的一个女医生穿了手术服，戴了口罩和绿色的手术帽，除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当时没有任何亲人在身边，结扎手术需要本人签名，何月连最后拒绝签字。

手术从上午进去，下午四五点才出来。何月连能感觉到有人撑开了她的肚皮，用铁丝钩一样的东西将她的输卵管剪断、结扎。她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后来就晕过去了，直到被人扶出去急救”。醒过来的时候，她的上身都被急救的人扭青了。

忍受着腹部的疼痛，何月连打针开药之后回了家。随后这个曾经一次能挑上百斤柴的健壮女人，就连烧火煮饭都困难了。术后半个月，她坐在家门口，镇计生办的干部上门来收超生的社会抚养费，“要交8000到一万元”，虚弱的何月连气得一把将通知书撕得粉碎。伴随着疼痛，她的肚子一点点又鼓起来，“到2009年看上去已经像是有8个月身孕的女人了”。她蹲不下身，连坐着也难受。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因为手术导致的黏连、积液。

何月连说，她多次去找当时的县计生局局长许景强，都没有找到;再找当时的县计生局书记麦永传，却被调笑“你是不是又有了啊?”母亲看她痛苦，又做不了事，劝她，“你去找，去追吧，孩子我来帮你带”。就这样她踏上了上访的道路。

男子结扎后引发并发症

藤县邻近，岑溪市波塘镇合水村的黄佐强，2009年也因为计生的输精管结扎手术而落下后遗症。如今他和何月连一样每天靠吃止疼药度日，早上起床时腰都难以直起，更别提像过去那样外出打工。手术后难以启齿的阴囊胀痛，最后渐渐演变为“左侧的睾丸、附睾完全坏死缺失”。而这个曾经的厨师2009年决定要从深圳、广州等地的酒楼回到老家岑溪开饭店时，绝没有想到噩梦也由此开始。

黄佐强夫妇2002年和2003年先后育有一女一子，按政策并未超生。2004年，在县城纺织厂做工的黄妻主动放环节育。2009年，黄佐强准备与人合伙在县城开饭店，回到老家波塘镇合水村。一个多星期后的4月8日清晨，躲在二楼的黄佐强被计生干部搜出要送去结扎。“当时我主动提出拿1000元做抵押，与在县城里的老婆商量一下谁去结扎都不行。”

据黄佐强的了解，因为男性的结扎手术相对女性简单，乡镇卫生院就可以做，而女性的结扎手术大多都要去县城医院，“所以在岑溪市出现了许多男性结扎的案例，而乡镇卫生院的手术质量又导致了不少男性结扎的后遗症”。

到了县卫生院计生站，黄佐强提及自己的头部做过手术，一位医生建议他回去，换妻子来做结扎。“结果计生干部给我换了一个医生，就开始准备手术。”他说。

手术做完后，黄佐强在计生站等了一个多小时，腰疼、阴囊胀痛，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到计生站对面打了个电话给乡镇卫生院来接他回去，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烧。在镇卫生院住了十多天的院后，他的烧退了，阴囊的疼痛却没有消失。

黄佐强随后向岑溪市计生鉴定小组申请做节育手术并发症的鉴定，5月6日，他的鉴定结论显示，阴囊“左侧痛性结节，属节育手术并发症;原发性左侧精索静脉曲张(与结扎无关)”。

而在4月8日的结扎“术前记录”的“禁忌症”中，却明确列出了“严重精索静脉曲张”这一项。“这说明计生站在没有术前检查，而我却有禁忌症的情况下给我做了结扎手术。”黄佐强说。

这年5月，他在岑溪中医院做了输精管结节切除和静脉曲张的手术，“做完之后感觉病情更严重了”;住院十多天后转入市人民医院做了第二次手术，伤口发炎、结核;再住院两个多月后转入梧州市红卫医院，不能再做手术了，住院200多天后出院。

此时，“曾拍着胸脯说‘出了事情我负责’的计生站长也躲起来了”，术后创伤无人问津，黄佐强就带着请愿牌去政府和计生站门口控诉，这年12月23日还拿到了广西计生委开出的“三等节育手术并发症”的鉴定结论。

在南宁做鉴定时，黄佐强遇见了何月连等，他们共同到北京上访等经历，将计生创伤这个群体的命运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