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纠纷消灭在萌芽中

在山东省立医院，一名脑瘤患者即将进行开颅手术。术前，神经外科主治医生与患者家属进行谈话，并引入了医患调解第三方见证。第三方见证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方解释了术前准备、手术方案、意外风险等内容，全程录音录像。最后，医患双方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确认。医院在高风险手术前引入第三方见证，不仅使医患沟通更加充分，而且有效降低了医疗纠纷。

2014年，我国深入推进“平安医院”建设，建立“三调解一保险”长效机制，院内调解、人民调节、司法调解、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有机结合、相互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呈现了“两升两降一延伸”的良好局面：人民调解比例提升、医患双方满意度提升、涉医案件下降、医疗纠纷数量下降、医疗风险分担覆盖面向基层医疗机构延伸。

各地加强医院管理，规范医疗纠纷院内投诉处理。全国所有三级医院、80%以上二级医院设立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医疗投诉管理。2014年，全国医疗机构接受并妥善处理投诉10.8万余起，将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人民调解处理医疗纠纷6.6万起，占医疗纠纷总量的57.4%，较2013年提升4.8%。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成功率在85%以上。

国家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积极推动医疗责任保险为主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2014年，全国共有5万余家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其中二级以上医院6100余家；近6000家医疗机构参加医疗风险互助金。

调查显示，患者对医疗服务满意度、医务人员对医疗秩序满意度都有所提升。各地患者及医务人员普遍反映医疗秩序得到有效维护，医患关系日趋缓和。

用法治思维解决纠纷

“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曾是很多地方解决医患纠纷的“潜规则”。这种做法不仅牺牲了公平正义，而且助长了“医闹”行为。痛定思痛，各地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医患矛盾，使医疗纠纷处理走上法治轨道。

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成立于2008年，由人保财险等5家保险公司组成政策性医疗责任保险共同体，下设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负责医疗纠纷理赔事宜。此前，由于没有独立的第三方调解机构，医疗纠纷往往是院方和患者面对面，“针尖对麦芒”。2008年3月，《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颁布，各家医院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出现医疗纠纷时，1万元以内医院可自行协商处理，超过1万元的必须通过中心解决。2012年3月，《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实施，成为国内首个医疗纠纷处置地方性法规。这一条例不仅能帮助患者维权，而且有效遏制了“医闹”风气，被誉为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宁波解法”之所以成效明显，就在于实现了医患的有效沟通，维护了双方权益，既当患者的“老娘舅”，又做医生的“知心人”。

2009年1月，天津市在全国率先以省级政府令形式颁布《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成立了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全市公立医院推行医疗责任保险。为确保医调委独立的第三方地位，天津创新性地实施了政府出资购买服务、市财政全额保障机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统一加入医疗责任保险，并推出了“10个工作日内将赔款划入患方账户”的服务承诺。目前，天津已成功调解2003件医疗纠纷，成功率达87.3%，协议赔偿额1.46亿元，占患方索赔额的19.2%。与此同时，医疗纠纷发生率较2009年下降了58%。2015年1月1日，《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医疗纠纷处置纳入法治轨道。

医患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医患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的重要手段。想要维护医患关系就要我们患者和医生一起共同努力，各尽其责，而患者也要给予理解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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