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最新的研究报告称，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专家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妇女自杀的可能。”

45岁的山东妇女张欢还记得自己5年前拿起一瓶氧化乐果的情景。“我不知道怎么就去拿了那瓶农药。”这个靠种地和捡拾煤块为生的女人说，“当时一定是疯了，我走过去，喝了一口，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面对着经济负担、疾病困扰、以及社会压力，张欢选择了自杀以求解脱。她只是做了许多农村妇女在她之前已做过的事情。

新闻中能检索到的，还有上周发生在福建省漳浦旧镇林美村的一桩悲剧。35岁的年轻母亲陈英，在杀死年仅5岁和9岁的两个小女儿后，上吊自杀。陈英自杀的前一天，湖北松滋市红花村薛萍，因为家庭矛盾用斧头砍死丈夫后服毒自杀。

与此同时，城市中和“自杀”有关的新闻也并不少见：官员、商人、媒体从业者、以及老人……“自杀”二字频频见诸报端。

可是，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最近刊文披露，近年来，“中国自杀率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而支持这个论断的证据，来自香港大学今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

香港大学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称，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

“其实我对这个结论感到很意外。”该研究报告主要起草人、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的自杀率出现过如此迅速的下降。”

“诡异”的现象

在企图自杀前的日子里，张欢越来越郁闷。乙肝使她几乎与世隔绝。想给孩子盖房，经济却十分拮据，再加上与邻居发生宅基地纠纷，加重了她的焦虑。在一次晚饭散步后，她决定自杀。

那一年，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一份数据称：在中国，自杀已成为第五大死因，且居年轻女性的死因之首。

中国一个特别突出的、和别国不同的现象是，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报告《妇女和健康：当今的证据，未来的议程》一文强调指出的。

根据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数据，1995至1999年间，15岁到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7.8名女性自杀，而其中来自农村者占比高达93%。

曾担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关注中国自杀问题长达20多年的加拿大籍博士费立鹏研究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左右”。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景军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称，“从1987到1997年，农村女性自杀率曾明显高于农村男性自杀率”。

因此，不难理解国内不少学者和媒体人对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吃惊不已。

这份题为《中国自杀率报告：2002~2011》的论文称，1995年至1999年，15岁至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之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5.2名农村女性自杀。而2011年，这一数字减少为每10万人之中只有3例，降幅超过了90%。该报告发表于德国《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流行病学》杂志。

其实，这个看似“夸张”的结论并不孤立。根据景军团队的统计，1998年之后，农村女性自杀率明显高于农村男性的现象得到扭转，至2010年，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已经较1987年下降了78%。

香港大学另一个2012年发表的有关自杀的研究项目，对山东省近20年间的自杀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35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了95%，全部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也下降了68%。

同年，整个国家的自杀率也在下降，《经济学人》援引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称，2012年中国每10万人自杀6.9例。

叶兆辉将之称为“诡异的现象”。他向记者特别强调，出现这一变化的前提是，中国未曾为降低自杀率而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也并未动用官方手段对避免自杀进行大规模宣传干预。“这种下降不是建立在精神卫生科学的医生、设施等增加的基础上的。”景军也强调说。

这让从事自杀干预研究几十年的叶兆辉有些困惑：依照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的流行理论，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将导致社会成员相互疏远和更高的自杀率。

一些数据也表明这个理论在更富有的发达国家成立。比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8年至2013年，全球平均自杀率从每10万人11.6例增长到了14例。而中国恰恰相反，并且中国周边的富裕国家明显存在更高的自杀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