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已经成为我国各大城市必须面对的难题。

居民痛点  政府难点  社会疑点——垃圾焚烧“中国式困境”调查

日益突出的“垃圾围城”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城市必须面对的难题。政府想方设法突破困局，多以垃圾焚烧寻求突围。而伴随着环保理念、权益意识的增强，一些地方特别是垃圾焚烧厂选址点附近的居民排斥建垃圾焚烧项目，垃圾处置陷入重重困局。

居民痛点：垃圾焚烧厂点燃民意

在一些地方，建设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陷入“政府宣布建设——居民强烈反对——项目被迫搁置”的中国式困境，建与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意见僵持不下，似乎成了难以破解的死局。

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到附近居民强烈反对，成为近年来反对垃圾焚烧的标志性事件。周边居民认为，焚烧厂的建立会给当地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特别是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二噁英，会严重影响健康。番禺区政府被迫宣布暂停该项目，时隔4年后，易址广州南沙新区。

在“番禺风波”示范作用下，广州白云区李坑垃圾焚烧厂也遭到当地村民联名上访，最终周边村落整体搬迁。佛山市高明区、南海区西樵镇近千市民开展“戴口罩巡游活动”，反对佛山市南海区江南发电厂建设污泥焚烧项目。

事实上，关于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在各地多次发生：江苏吴江平望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当地数千居民抵制工厂点火，一度拥堵国道;北京有居民组织车队或在论坛发帖反对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深圳数百居民聚集工地反对建设白鸽湖垃圾焚烧发电厂……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居民和政府在垃圾焚烧项目建设上存在较深的认知鸿沟，地方政府再三向居民强调垃圾焚烧厂技术成熟，全球许多国家都在采用。但居民对此表示怀疑，担心项目会给自家环境带来污染，对政府的监管能力也缺乏足够信任。近年来双方对峙程度不减反增，甚至从反对升级为冲突。

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冲突，成为继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后的又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缘由。

政府难点：民意与决策赛跑悖论

广州市番禺区火烧岗生活垃圾填埋场离当地政府所在地不远，周边是高新科技园区以及高档的写字楼及餐馆。记者驱车刚一进入填埋场，就立刻想掩鼻而逃。

建于1989年的这个垃圾填埋场，日处理垃圾2000吨，大大超过它的负荷能力。据现场管理人员李伟强介绍：“2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深潭，现在填埋的高度早已超过周围山头，比规划设计高出了十多米。”

站在这个超负荷运作的垃圾填埋场上，也许能理解政府急于垃圾突围的举措。我国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和焚烧两种，现在很多地方无地可埋，而焚烧推进困难，城市面临的垃圾处置矛盾将越来越尖锐。

据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介绍，作为拥有18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广州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为1.8万吨，目前日处理量为1.4万吨，还有4000吨垃圾在农村就地处理。如果不进行控制，到2015年，广州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将达到2.2万吨，仅凭李坑一厂最大日处理1040吨的能力，届时仅市中心每天就有超过6000吨垃圾无处可去。

“垃圾围城”倒逼政府寄望于新建大型垃圾焚烧厂。广州市城管委2013年正式宣布，到2016年将再建6座垃圾焚烧厂。

危伟汉强调指出，垃圾处理设施是一个城市必不可少的市政公益设施，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由全体市民共享，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焚烧厂的选址越来越成为公共事件，其顺利解决更有赖于公民树立社会责任和理性态度。

从世界其他城市的经验看，越往后建焚烧厂，难度越大，因此早规划、速推进、快落地，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

多地政府都宣称建设垃圾焚烧厂势在必行，并且运行安全可控，排放优于国标，但居民对此却表现出极度不信任。

番禺反烧风波中的网民意见领袖“巴索风云”坦言，有的城市为了方便管理，政府将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首选方式，却将群众的健康安全置于可能受损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