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集74例案例，近八成捐献人家属出于经济考量

超三成迫于经济压力捐献器官

“亲爱的小朋友，希望你能带着这份爱心，得以健康成长，同时也希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捐献者之父寄语”。

这是一封写在便笺纸上的信。

写信的人是一位年轻的父亲，6岁的女儿在一起车祸中死亡。他主动联系医生表达捐献意愿。以捐献延续女儿生命、寄托思念之情，是他最朴素的愿望。

最终，女儿的肝脏移植给了重庆一个孩子，肾脏、角膜留在了广州，但受捐者并不全是孩子。

得知受捐者的年龄、性别、大概位置及手术效果之后，“他很平静地离开了，”负责联系的医生告诉记者，“他的工作地不是广州，户籍地甚至不在广东。”

究竟是什么人在捐献器官?影响他们捐献器官的因素有哪些?捐献者家属的应有权益有无得到保障?记者通过将2011年以来接触采访过的器官捐献案例与部分器官移植中心新近发生的案例汇总，采集了74例样本。通过六大捐献原因的预先设定，将具体案例对号入座进行比较，意图尽力还原这一群体。

广东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数有16家，仅次于北京。广东既是器官移植大省，同时也是器官捐献大省。从2010年卫生部决定在部分省市区率先启动器官捐献工作试点以来，广东的器官捐献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是为数不多的器官移植来源捐献途径多于司法途径的省份。截至今年9月14日，省卫生厅召开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工作会议时，省红会统计的器官捐献数据为273例。

A经济因素

补偿抚恤金成为捐献驱动力

记者采集的74例捐献案例样本中，37例捐献者家属的考量项目里包含了各色诉求，有的和习俗有关，有的则以此期望在司法层面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在巨大的医疗费用面前，相对欠缺的保障机制无法提供充分保障时，将近80%的家庭会从经济层面考虑进行器官捐献，其中完全迫于逝者后期费用压力的超过三成。

此外，还有35例捐献者，家属们出于对逝去亲人的尊重和爱，加上本来就有一定经济基础，他们不会让器官捐献行为变得如同买卖。但由于器官移植、非法交易的各种黑幕曝光，一旦发生捐献行为，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器官移植中心有没有骗他们。因此，家属该得到的权益(主要是经济利益)，他们一分都不愿少。

在这类捐献行为中，因为毕竟涉及到了补偿、抚恤等问题，经济因素也成了促成捐献的引擎。

按国际通行标准，器官移植中心要负担捐献人确定移植后的生命体征、器官维护和评估费用。

在广东这个行业领域内的基本共识则是，捐献人在捐献前治疗期间所发生的抢救费用，移植中心予以补贴欠费部分乃至全额支付，此外还有3万元左右的捐献人丧、火化事宜费用补助。这笔钱，如果是在增城万安园省红会设立的人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点附近，能购买一处墓地，并进行一场还算隆重的葬礼。

对于器官捐献后的抚恤，各器官移植中心标准不一，但还算慷慨，比如捐献人有高龄双亲要供养，每位高龄老人可获抚恤1万元，有低龄儿童需抚养，也给予一定额度的抚恤。

在24例被归入因经济压力捐献的案例中，有案例捐献前欠医院费用超过8万元。

B纯粹捐献

保障机制及经济基础是主因

决定器官捐献的因素很多，但完全取决于捐献人家属意识和经济基础因素，引出的纯粹器官捐献案例不多，统计显示为9例。

今年年初清远英德护校女孩吴华静就是一例纯粹的捐献。她的父亲拒绝了当时实施器官获取中心为其提供的前期ICU治疗费用。无论是对医生还是前来采访的记者，老吴一直强调着女儿脑死亡前困扰他的一个梦，梦里女儿一再跟他说自己的理想，想帮人、救人。此后，英德当地甚至形成了一股学习华静精神的热潮，随后发生数例器官捐献，均为纯粹的捐献案例，未向移植中心附带任何经济要求，也无其他诉求。

在这9例纯粹捐献中，强大有效的保障机制和较好的经济基础是主要因素。有的案例中，伤者在ICU抢救阶段，一次性预缴费就达数十万元。跟家属谈经济抚恤、补偿在其看来，被视为侮辱。

宗教信仰和家属对逝者在社会上的贡献程度认可，也会引发纯粹的器官捐献。来自东莞的一名器官捐献者，其母亲长期笃信佛教，孩子意外死亡，决定为其做一次轰轰烈烈的善事———器官捐献，加上该案例进入脑死亡的进程很快，无太多救治负担，家属对捐献要求只字未提。还有多名捐献者同时拥有较好的医疗保障、意外理赔，有一名车祸中受伤的年轻人，其发生的所有治疗费用全由肇事方承担，该孩子所在家庭虽不富裕，亦没提任何附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