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阅读：中药材被农药污染是历史教训

屡屡被查出重金属含量和农残超标的长白山人参，便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之一。

二三十年前为消灭长白山上的松毛虫，政府曾组织飞机在林区大范围撒下六六六等剧毒农药。由于难以降解，迄今仍不时在长白山区的人参中被检出。黑龙江省为此一度开辟新产区，栽培无公害、低残留的人参。而吉林、辽宁的人参污染问题却一直无法解决。

种植技术缺少研究导致农药滥用

种植环节的两大问题已成为困扰中药材发展的全国性问题：一方面由于中药品种混杂，药农在引种时不认识，造成药材品种和质量因混杂而逐渐退化;另一方面，品种的重茬的连续耕作方式，则令病虫害交叉感染、土地退化。

由于农业技术集中于几种主要作物的研究以及药材的多样性，使得每一品种的研究人员都显得稀缺，更难获得有效成果。与基础农业相比，药材的种植技术因此远远落后得多。

以黄芪、当归、党参等药材中常见的麻口病为例，曾有不少科研人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针对其研发的产品，实用性很弱，农民最后只能使用高毒高残农药。

不规范的农药施用同时亦归因于农技指导系统的失灵。在中国的广大乡村中，农技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只卖化肥不指导的经营企业。

药典标准缺失使得农残检验无规可依

2005版的中国药典，当时只列了七八种药材需要检测，很多只查灰分、浸出物，即使在2010新出版的中国药典中，对农药残留也并无太多国家标准。

由于药材原理的科学研究普遍性落后，对中药材有效含量的研究也迟迟跟不上产业发展的脚步。以党参中的炔苷和当归中的阿魏酸为例，在各种含量比例间何种有效，还很难解决。

例如，2013年4月，中国菊花被指出存在杀菌剂多菌灵超标的情况。媒体记者在相关的调查中发现：菊花检测项目或缺乏标准，或分散在食品安全标准、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代用茶标准等多项标准文件中，且规定不一。例如，在浙江桐乡、安徽滁州等菊花主产地，当地已把菊花申请为地理标志产品，制定了国家推荐标准，如《地理标志产品 杭白菊》、《地理标志产品 滁菊》等。桐乡对砷、铅、铜、乐果、敌敌畏、二氧化硫这六项指标有明确规定，但没有规定检测多菌灵。2011—2012年，安徽省质监部门对全省所有菊花产品(滁菊、黄山贡菊等)进行多项目检测，也没有规定检测多菌灵。滁州市质监局食品科科长张瑞昌告诉记者，多菌灵并不是干菊花的必检项目。

记者又在2012年11月发布、今年3月1日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发现，包括多菌灵在内，没有一项是针对干菊花的农药残留项目，只在茶叶类中规定，多菌灵的残留限量为5毫克/千克。

中药材加工流程和市场流通环节缺少监管

加工流程和市场流通监管的双重失灵，则加剧了药材的安全危机。

以中药饮片为例，在药材市场上，许多加工饮片的人缺乏资质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缺乏经验，一些饮片加工者，将药材或泡或浸，一方面使有效成分被稀释甚至被浸出;另一方面，一些流通中过剩后霉变的饮片，也可以通过一家一户的再加工重新流入市场。

专业市场的监管失灵加剧了局势的恶化。"药材专业市场是造假专业户，"这几乎已成公开的秘密，2003年柴胡价格暴涨时，许多药商就开始挑选形态相近的产品，以次充好。

在全国17个专业批发市场，掺假、再加工的情况十分严重。由于独活、欧当归的掺入，岷县当归经过千里跋涉，在安徽亳州切片损耗后，竟比原产地的价格还低。而甘草由于品种多元，也遭鱼目混珠，直接影响到品质。

有时原料是25元的当归，切成片后价格往往变成十七八元，而这样的掺假行为，老百姓几乎无法辨别。

另一种行为更为恶劣，在山东、河南的金银花中，硫酸镁等加重粉，就被广泛使用，可加重五六倍。而装小童草的大麻包，在加重后甚至能从10公斤变成40公斤。而在中成药进货环节，药企的采购员为吃回扣，对这样以次充好、掺进杂物的行为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代社会，科技发达，工业污染无处不在，这在中草药上面也反映出来：农药超标，造成的公众健康威胁是何等的大。科学是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