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博兴县兴福镇，这个曾经和河北古城镇齐名的“中国明胶工业基地”，在历经8年的禁胶运动后，制胶厂只剩5家，但杜绝工业明胶流向食品的拉锯战仍未见分晓。

　　本报记者 王峰

　　实习记者 李琳 山东博兴报道

　　4月11日下午，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兴福镇义和村，推土车在执法队伍带领下，将一座土胶作坊夷为平地。

　　当地政府人士告诉记者，取缔原因是“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污染问题”。

　　事实上，就在这座作坊被推倒的数小时前，有媒体暗访义和村，援引知情人说法称村子的制胶作坊晚上在偷偷生产，并直接将明胶送往冰糕厂。

　　和爆出毒胶囊事件的河北衡水市阜城县古城镇一样，兴福镇曾是“中国明胶工业基地”。不同的是，这里的工业明胶流向食品行业的内情在2004年和2009年两次被媒体曝光，此后当地政府开始取缔这个高污染产业。如今的兴福镇，只剩5家制胶企业，年产量不足2000吨。

　　近10年来，工业明胶流入食品生产是不争的事实，且曾屡禁不止。本报记者调查发现，那些在兴福镇不能容身的制胶作坊，已流向邻近县市。

　　面对历史和体制的积弊，监管体系能否力挽狂澜？这考验着如今步兴福镇后尘走上取缔明胶之路的古城镇，也考验着中国食品安全的未来。

　　“明胶工业基地”的兴衰

　　在义和村村口，有一家学杰制胶厂，但厂子里只剩下一间办公室，老板告诉本报记者，这里还有工业明胶出售，但“整个义和村都没土胶卖了”。

　　土胶也叫皮胶，生产工艺与工业明胶相仿，但简单得多，红黑色的土胶价格是半透明的工业明胶价格的一半，约四五千元一吨。

　　义和村是兴福镇制胶的肇始之地，也曾是兴福镇土胶作坊最集中的地方。义和村支书刘学农告诉本报记者，义和村全村350户人家，最多时超过一半都在熬胶。如今那些四五十岁的制胶厂老板，都已是第二代制胶人。

　　早在几十年前，刘学农在生产队里当司机时，就已开始到周边各地收购皮革下脚料回来熬胶。这些原料来自沿海地区的皮革厂，后来还有从韩国进口的“洋垃圾”。

　　熬土胶的方法很简单。昌盛制胶厂老板李士龙告诉记者，先把皮料放进砖池，在石灰水里浸泡一天一夜，“早些时候就是人穿着胶鞋在池子里踩，让废料泡充分”。

　　浸泡是为了让皮革变软，同时清除杂质。捞出的皮革放进锅里熬上一天一夜后，就成了土胶。这种晾干后的红黑色固体只能用来做粘合剂卖往纱布厂、木板厂，不能食用。

　　土胶作坊带来了恶臭的空气和水土污染。尽管熬土胶不需大量清水冲洗，但废水仍被直接排入村边的河沟和水塘，废渣则被用来盖房或是垫路。

　　“皮鞋根本熬不出胶，臭皮鞋做成酸奶的新闻其实是以讹传讹”，兴福镇上的昌盛制胶厂老板李士龙告诉记者。

　　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熬土胶的工艺得到改进后，取得了漂亮品相的工业明胶开始渗透食品业。

　　与土胶相比，熬工业明胶的皮革下脚料要在石灰水中浸泡一个星期，随后经过洗皮机冲洗，再加入硫酸中和ph值后进锅熬制，淡黄色的半透明工业明胶就诞生了。

　　这种工业明胶尽管比土胶贵一倍，但相较食用明胶仍价格低廉。2004年3月时，央视记者在兴福镇发现，“有东莞的客户买这儿的明胶回去做凉菜，有山东枣庄的商户来买明胶做肉冻”。一家名为胜利制胶厂的老板则称，“他们主要是生产用于冰激凌的明胶，也有的厂家拿来做冰糕和饮料”。

　　新工艺带来了更大的污染和耗能，排放的废水污染物种类繁多。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殷永泉介绍说，“尤其是碱法工艺，排放大量高钙、高COD(化学需氧量)和高氮的碱性废水。另外，浸灰工段产生的石灰废渣、提胶工段产生的恶臭和胶渣，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而生产每吨明胶需要耗费1500-2000吨水。

　　监管之殇：一个镇与毒胶的八年战争

　　博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防治所在2004年5月对兴福镇25家明胶厂的作业工人体检发现，1536名工人中各类皮肤病患病人数共586人，总患病率为38.15%。

　　工业明胶工艺最致命的缺陷，是无法排除皮革下脚料中的重金属铬。

　　2009年时，河北大学质量技术监督学院刘峥颢等人对15个市场中销售的食品添加剂明胶中铬含量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只有2个样品符合食品添加剂明胶中铬含量小于2.0mg/kg的规定，其余13个样品中铬含量超标，其中10个样品铬含量大于100mg/kg，铬含量最高的达249.4mg/kg，超标近125倍。

　　历时8年的禁胶拉锯战

　　土法熬胶在兴福镇持续多年，直到2004年。

　　那年，央视记者来到兴福镇，看到不少工业明胶厂的广告牌上赫然印着“食用”字样，还有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凡是做肉的都往里掺这个”。博兴县胜利明胶厂在2004年时还曾对外宣传生产制作冰淇淋用食用明胶。

　　央视的揭露引起中央层面的关注，国务院在这一年将明胶、土胶行业列为治理重点。第二年，卫生部颁布的《食品添加剂明胶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明确禁止使用制革厂经过鞣制过的蓝矾皮废料。

　　这一切使得博兴县下定决心取缔当地的制胶业。兴福镇政府表示，2004年和2009年两次集中整治，取缔了非法明胶企业20家，彻底清除了土胶、非法明胶等土小企业。

　　“事实上土胶是加不到食品里的，因为太黑了，只能用来做粘合剂，是有人往食品里加工业明胶，这个事件连累了我们土胶。”一名胶厂负责人向本报记者抱怨说。

　　近10年来，几乎全部的非法企业被取缔，剩下的合法企业则被引导转行，“政府没办法强行关掉这些合法企业”，兴福镇党委书记赵秀民说。

　　而市场萎缩和环保压力也正让这5家明胶企业走向末路。“今年又花30万买了环保设备，政府要求6月20日前改造完成”，昌盛制胶厂老板李士龙告诉记者。

　　不过，土胶作坊并未从此在山东绝迹。记者在与兴福镇相邻的东营市广饶县李鹊镇西堡村发现了一些从博兴县被赶出来的土胶作坊。在方圆150亩左右农田上共有8家胶厂，高高的木架上晾着熬成的土胶，熬胶后的黑色残渣堆在地上，不远处就是绿色的麦田。一名作坊的负责人说，这些作坊是“广饶县招商引资来的”。

　　西堡村的位置独特，西面就是滨州市博兴县，再向南走出几百米，就是淄博市临淄区。这里被当地村民称为三市交界的“三不管”的地带。

　　现在，真正让他们打算放弃这项产业的是市场低迷。“不少木板厂、纱布厂都倒闭了，没有销路。人工却涨到一天100块，有的作坊老板已赔了30万，有的作坊已三易其主，熬胶还不如种玉米。”这名胶厂负责人说。

　　博兴县的禁胶行动，使得毒胶之患没有向更大范围内波及。本来，当年曾有学者试图用生产工业明胶的下脚料生产食用明胶。2000年，四川大学轻纺与食品工程学院教授王坤余等人就在实验室中获得了成功，他将皮革下脚料中的铬含量控制在了食用明胶的标准之下。

　　2001年，一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中介绍，四川大学利用生物技术，从制革副废物中制胶原蛋白，多肽和氨基酸，已实现产业化，胶原蛋白可进一步加工成营养保健品、高级化妆品、食品。

　　“但从含铬边角料中制作食用明胶并没有市场化，曾有企业感兴趣，但并没有实现。”王坤余告诉本报记者，没有市场化的原因是“成本太高”。

　　而事实上这一技术路线搁浅的一个背景，正是2004年开始出现的工业明胶流向食品的舆论声讨，以及像博兴县这样的取缔行动。

　　监控体系的短板

　　2004年开始取缔明胶产业后，兴福镇逐渐转型为厨具和镀锌板产业基地，曾经繁荣的制胶业所剩无几。

　　8年后，毒胶囊问题被央视曝光，一夜之间，河北阜城县古城镇的40座土胶作坊被推平。古城镇走上了与兴福镇8年前一样的取缔之路。

　　不过，迄今为止，官方的整治更多地从污染、耗能角度出发，2011年，兴福镇的污水处理厂开始运行。“如果没有现在剩下的这5家制胶厂，还喂不饱污水处理厂”，赵秀民告诉记者。

　　而在如何杜绝工业明胶流入食品领域这一事关更大范围的公众健康的问题上，政府的办法似乎并不多。“健全明胶企业管理台账，对非法从事明胶生产和销售流通渠道进行严格监控”，以此确保“底子清、方向明和安全生产销售无缝隙、无隐患”。兴福镇政府的一份关于监管政策的文件中提出。

　　在山东省日照市，也在进行明胶企业的排查行动，重点检查企业使用原料、生产加工过程和销售台账。督促辖区内工业明胶生产加工企业建立产品用途明示和实名购销制度，要求相关企业签订承诺书，写出自查报告。

　　这一切并不陌生。2009年时，兴福镇的明胶厂曾遭遇继2004年之后第二轮媒体调查，其时，同样有媒体称这里生产的工业明胶“最终可能会变成人们美味食品的某些部分”。

　　而在那次风波中政府的调查重点同样是“企业的成品库、销售台帐及企业税务发票等”，结果是“未发现生产和销售食用明胶或生产提取人造蛋白粉的违法行为”，这些工业明胶也“未发现销售给食品加工企业”。

　　“现在哪个企业没有两套台账？”一位兴福镇知情者对此评价说。

　　更何况，像兴福镇这样的地方只有制胶厂，而并没有下游食品企业，本地政府无法对生产和实用链条的两端进行查处。一些问题的解决或许已经超出一地基层政府的能力范围，只能寄望于监管体系中的其它环节形成合力。

　　工业明胶的食品安全事件在近10年间反复发生，令关注食品安全领域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颇感吃惊，“之前我以为利润这么低，应该没有多少企业会将工业明胶用作食品制造，现在觉得多小的利益都有人做。”

　　朱毅告诉记者，由终端来检测监管不好做，因为食品或药品企业用明胶是有比例的，“比如胶囊，就算检测合格，它也未必不是用工业明胶做的”。她认为“要理清销售链条，监管重心要前移，而不是向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