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专家曾经说过，我国的精神病患者或许已经超过一个亿，而且每年还有一千万人的数目递增。广东作为一个发达的省份，重症精神病患者却达到120万人，如果算上其他的精神病患者，或许将超五百万人患有精神病。

　　4月7日，博罗县罗阳镇义和片区，一名精神病儿将其父杀死后，陪父亲尸体睡了两个小时;3月10日，博罗县石湾镇，一名精神病人砍伤1名民警和3名群众，最后被警方击毙;2月28日，罗定太平镇，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挥刀砍向6个孩子，导致1死5伤;2月17日，清远市连山县太保镇，一位63岁疯汉残忍地将妻子杀害……

　　“广东属于精神病重灾区，全省重症精神病人120万人，占广东省总人口的15%—16%，是全国精神病人口的1%。”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表示，在家庭和社会救助乏力的情况下，精神病人的救治率仍处低水平。“安全隐患大，亟待救治。”

　　值得期待的是，近年来，广东东莞、新会、湛江等地开始探索社区治疗模式，通过让精神病人参与社会劳动，社会功能得以慢慢修复。

　　精神囚徒??没钱医治只好“囚禁”病人

　　和平县礼士镇松丰村，6农户因为家里的精神病人，终日烦恼。

　　41岁的黄新阳是精神病患者之一。自从患上精神病，20年来，他被家人“囚禁”在一个约5平方米的破房中。

　　房内，黄新阳披着一头长发，一件破旧的上衣难遮瘦弱的骨骼。两把长凳、一张木板、一堆杂草、组成他的卧室，一把生锈的铁锁，把黄新阳和外界隔离，如果不是发病时的喃喃喊叫，没有人知道，“这里面关着的，居然是人!”

　　打开门锁，71岁的黄木波难掩泪水。黄木波说，儿子还小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但到初中的时候，突然自言自语，且情绪异常激动，到县医院检查才发现，儿子患上“精神分裂症”。

　　儿子患病并不光彩，黄木波觉得很丢脸。病情揪心，他马上送儿子到县医院治疗，但治疗却没有持续多久，“一方面，家里没有钱;另一方面，治疗效果不明显。”

　　从医院回到家后，黄木波有钱了就给儿子买药，但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到最后，病重的黄新阳干脆拒绝吃药。家人只能无奈地看着黄新阳的病情越来越重。“经常乱走，乱喊乱叫。”更为严重的是，好几次都差点动手打人。“没钱看病，又怕他闹事，我们只能把他关起来。”从此，黄新阳过上了“囚徒”生活，这一关就是20年。

　　黄新阳的遭遇绝非孤例。在松丰村，47岁的精神病患者黄运姐在家里也被关了25年。由于长时间不活动，她的双腿已无法行走，只能蜷曲在角落。

　　在龙川县登云镇，精神病患者黄坤平因多次惊吓殴打邻居，被村里誉为“危险人物”，家人只能用铁链将其锁住。

　　据了解，因为家庭贫穷，很多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及时医治，病情越来越严重，隐患越来越大，到最后，家人只能用“囚禁”的办法防止其伤人。

　　春季精神病为何多发?贾福军解释，“除了自身的遗传因素外，春季气候容易导致内分泌激素紊乱，情绪波动较快，诱导精神病多发。”

　　“在一些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重症精神病人甚至连得到救治的权利都没有。”贾福军担忧地告诉记者，即使在经济发达、医疗条件优越的珠三角地区，重型精神病人的救治率才40%，而首次发病的患者治愈率更是不超过三分之一。

　　功利VS公益??配套不足救治成“生意”

　　2008年，精神病治疗被纳入新农合报销范畴。但据记者了解，很多精神病人没有参加新农合，当然也就无从报销。

　　“精神病患者不仅是家庭问题，产生的隐患也是一大社会问题，政府理所应当承担起这个公共责任。”一位要求匿名的社会学专家认为。

　　然而，尴尬的事实是，这项公共责任却由商业化模式来承担。

　　据河源卫生局一名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河源市县级精神病院主要有两种运营形式，一种是挂靠在慢性病防治站，另一种是公私合营方式。

　　“我们的精神病院还是租公路局的地方，自己经营。”和平县慢性病防治站站长卢林茂坦言，精神病院不仅没有自己的场所，也没有财政拨款。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和平县精神病院的收费标准是，每个病人每月1750元。“但这仅够维持基本运转，根本难以完善治疗条件。”一名相关负责人介绍，和平县精神病院目前仅有30个床位，远远不能满足全县精神病人的救治需求。

　　河源市源城区卫生局副局长许雄生说，按照相关配置，每1000个精神病患者需要配置3-5张床位，但河源全市总床位为658张，“远远低于标准配置。”

　　而在湛江第三人民医院，由于缺乏地方配套资金，重型精神病人目前住的还是C级危房。

　　怀集县精神病院算是较好的一个，医院现有118名工作人员，收治了近300名病人，但医院依然没有能力扩建床位和购买设备，并且医务人员专业水平偏低。“很难招到人，一方面待遇低，一方面工作辛苦，名声也不太好。”院长曾昭权感叹说。

　　因为缺乏经费，大部分精神病院只能靠收取治疗费，来养活医院和医务人员，医疗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在功利的救助模式下，一些精神病人甚至成了医院的“生意”。

　　2010年7月，南方日报记者在化州调查发现，一家民营精神病院竟打着治病的旗号，暗中却将女精神病人卖给单身男子。此事经本报曝光，这家医院被依法取缔。此外，有些医院为了“生意”，只要病人家属出钱，就可收治精神病人。

　　“目前，在精神病患者的救治上，仍然没有正确处理好公益和功利之间的关系。”湛江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陈耀伟认为，国家这几年也很重视精神病人的社会问题，“但问题是很多地方配套不足。”

　　广东探索??“社区治疗”模拟社会环境

　　如何才能真正让精神病人实现精神救赎?

　　贾福军认为，精神病救治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数据监管存在漏洞，救治条件相对落后”。

　　正是意识到数据监管的重要性，新会沙堤医院对病人实行个案监管，完善档案监督制度。该院防治科主任张振文告诉记者，他们的档案库保存着每个病人的详细资料，对部分病情较重的人进行定期跟踪。该院还探索了独特的“日间医院”治疗模式，通过吃药训练、劳动训练等一系列治疗方式，不少精神病人获得新生。

　　记者调查获悉，与沙堤医院相似，尽管受到资金等限制，但广东一直在探索治疗精神病的有效路径。

　　“不是‘明’啊，是‘文化’的‘文’。”3月30日，在湛江第三人民医院庇护工场，当医生介绍错自己名字时，阿文马上下意识地更正。而就在几年前，由于患重型精神病，家人只能把阿文关起来，一直关了三年。

　　阿文的变化源于湛江第三人民医院近年来的实践。据陈耀伟介绍，通过到香港、澳大利亚等地考察学习，2009年，医院建立起精神病患者的“厂房”。

　　“在充分考虑机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的情况下，我们让比较稳定的精神病人参与手工劳动。”陈耀伟说，医院向外面拿一些订单，精神病人就像正常人一样，在工厂里“打工”，每个月还可以拿到几百元工资。

　　陈耀伟认为，在传统的治疗方法中，精神病人大都被关在病房里，从正常人的社会中隔离，一旦走出病房，由于会受到社会压力，病情很容易反复。而“打工”的治疗模式，则模拟社会工作环境，让患者在社会劳动的同时，结合药物治疗慢慢康复。

　　除了工作，患者还有“公寓式住所”，宿舍共有48个床位，模拟家庭、社区生活环境。“我们下班后都是自己做饭。”来自湛江麻章的患者阿华告诉记者，每天早上7点，他准时起床做饭，准时上下班。

　　据统计，尽管目前该院精神病康复者中途宿舍规模并不大，但从2009年至今，已经有50多名患者在这里完全康复，其中，有部分精神病患者康复出院后，还到社会上打工。

　　打工治疗只是社区治疗的创新举措之一。2006年，湛江第三人民医院开始社区治疗实验。“我们每个月都给这些病人送药。”陈耀伟说，以整个霞山区为例，医院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有2038人，每天坚持吃药治疗的有320人，每年坚持吃药的有3080人次，在精神病人的治疗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近年来，东莞、新会、湛江等地已经开始探索‘社区治疗’模式，主要采取庇护工场、日间医院、中途宿舍等方式，取得了比较好的疗效。”贾福军说。

　　微微健康网：精神病需要大量的服务人员，而且心理治疗相当重要，然而，仅广东就有数百万人的精神病患者，而需要住院治疗的超过一百万，其难度可想而知。当然，像一些医生专家所说的可以采取社区治疗的模式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不过编者对这种治疗模式持怀疑态度。毕竟，精神病患者不是普通的疾病患者，社区医院有能力提供如此多的心理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