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属于老年人的时代即将到来，养老成了国家关注的重点，然而，我国的养老院发展却跟不上老龄化的发展。北京公办养老院排号已排至十年之后，而民办养老院贵如黄金住都住不起。

　　有调查显示，2011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的养老床位315万张，床位数占老人总数比例仅为1.77%。

　　何处安放我那张养老床?

　　在北京，城区养老院“一床难求”现象凸显。北京市老龄委负责人坦言“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提出，不断完善“9064”养老服务模式(到2020年，90%的老年人通过社会化服务在家庭养老，6%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托老，4%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养老服务格局。

　　记者历时一个月，调查百余家公办养老院、民办养老院，和社区养老场所。

　　今起本报推出北京养老调查系列报道，力图从公众角度展现北京养老的真实现状和问题所在，为未来养老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丰台区马家堡，90岁的张寅生和老伴李玉珍，感觉回家的楼梯越来越长。

　　他们常常相扶着，看一眼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片。70年前，黑白照片上的李玉珍漂亮得像个电影明星，“年轻的感觉，压迫得让人窒息。”

　　劲松老式居民楼里，和80岁的兆芬(化名)一起回望过去岁月的，只有两只做伴的猫。满是皱纹的手里，公办养老院的排号已经等了近四年。

　　深夜里，90岁的卢月爱吵着“要下楼上班”，看到58岁的女儿拽自己，扯着嗓子大喊“救命、救命”。“你们怎么着老人了?还让不让别人睡觉?”街坊开门骂道。面对神志不清的母亲，侯群英和兄妹们坦言“快被折磨疯了”。

　　养老，于他们而言，成为了自己或家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衰老像“刀子慢慢割肉”

　　张寅生说，衰老是慢慢感觉到的恐惧，“像刀子落到肉上，慢慢拉。”

　　20年前，退休在家老两口过着养花、画画的悠闲日子。4个子女，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外地，在北京的两个每周都会来看望。

　　早市晚市，张寅生提着布兜去买菜，回到家做饭，老伴儿李玉珍给他打下手，“如果就这样过完余生，很幸福。” 张寅生坦言，那时根本没想过去养老院。

　　一场小火灾改变了他的想法。

　　前年的一天，张寅生像往常一样做完饭，招呼老伴吃饭，但他忘了关火。

　　火苗烧着了抽油烟机，黑烟充斥厨房，涌到窗外，街坊踹开门大喊“着火了”。

　　“真吓坏了，突然感觉这么安静活着都力不从心了。” 张寅生说。

　　去遛弯的路上，李玉珍躲避不及被车撞了。

　　接连出事，子女探望频率增加，每周一次改为两三天一次，再改为一天一次，“他们怕我们突然死在了家里。” 李玉珍说，自己半年才慢慢恢复，“我和老伴想，这回得多注意点儿，别再给孩子们添麻烦。”

　　衰老的窘境没给老两口喘息机会，刚好的李玉珍又摔了一跤。88岁的她装上了金属股骨头，只能慢慢挪动。

　　老两口看着70来岁的子女，头发已白，面容憔悴，每天来照顾他们上楼梯都困难，“我俩心里难受”。

　　“几家人都被折磨着”

　　劲松37平方米的居室里，老伴去世后，80岁的兆芬和两只猫相依为伴。

　　女儿住亦庄，兆芬不愿去，“住不到一起，习惯不一样，他们受不了我和我的猫。”

　　儿子一家经济状况不好，“去年他要做心脏搭桥手术，都躺在手术床上了，医院要8万元押金……我儿媳妇说，去哪儿弄这8万啊，实在没办法，人又从手术室里给推出来。”

　　说起这些，兆芬把头偏向窗外，“未来的路，不能靠孩子。”

　　爱唱歌、爱打扮的兆芬，不愿别人踏入家门，“太乱，我会颜面扫地的。”手脚已不太利落的她无力收拾，家里弥漫着难闻的味道。

　　只有两只猫相伴，她说有时希望来个收水费的，能说说话，但又怕来陌生人不安全。

　　相比兆芬，90岁的卢月爱很少有烦恼，除了偶尔清醒的时候。

　　老伴去世早，她一直跟两个女儿生活。四五年前患上老年痴呆症，五个子女轮流照顾。

　　58岁的女儿侯群英说，去年10月，母亲幻觉越来越严重，“一到深夜就不睡觉，不停敲门敲窗，说有人要害她儿子，甚至站到阳台大喊大叫。”

　　一晚三四次的闹腾，侯群英患有高血压的哥哥，照顾母亲时都得增加药量，“几家人都被折磨着”。

　　受不了的还有街坊邻居，经常到居委会投诉，甚至都报过警。

　　指望不上的社区养老

　　“孩子们也老了，不能再拖累他们。”张寅生夫妇决定去外边养老。

　　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家，想起社区里的“日间照料室”。张寅生设想，白天跟老伴去日间照料室，有其他老人做伴，万一犯病还能及时送医院。晚上，两人就回家住，也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样既解脱了孩子，还能守着安全守着家。

　　张寅生碰了一鼻子灰，居委会说，有日间照料室没人去。“我去看了，只有两张床两套被褥。再加上没医生，我们害怕。”张寅生说。

　　也是抱着“解脱子女”寻找日间看护室的丁怀礼同样失望。他独居在芍药居一个近两千户的社区里，3个子女都在本地，“人老了毛病多，不愿跟他们住。”他去社区日间看护室，20来平方米房子内没有老人，已变成居委会的办公场所。

　　“从设立初就没有老人敢去，后来日间看护室就变成了社区举办活动的公用场地。”丁怀礼所在社区的居委会负责人并不讳言他的现状与担忧，“居委会分不出人手照料，也分不出多余的钱雇人看护，老人在这是有风险的，万一出现急病，死到这了，责任算谁的?”

　　北京“十二五”规划数据，2010年百名老年人拥有日间托老床位数1(张)。

　　正如张寅生和丁怀礼的遭遇，近日记者探访多个小区，日间照料室现状多为“只是有这么一说”。现实中，很多社区缺乏人手和资金，日间照料室早已废弃，甚至一些社区的照料室已变成杂物间。

　　得等10年的公办养老院

　　电影《桃姐》里，年迈的桃姐对“干儿子”说：我干不动了，我要去老人院。“干儿子”反问：你真的想去老人院。画面中，神经绷紧的桃姐挤出两个字，愿意。

　　“谁真正想去养老院呢?我子女齐全，去养老院算个什么事呢?”张寅生和老伴眉头皱紧。但社区养老指望不上，他们又只能去找养老院。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疾病和不便，心高气盛的兆芬也开始寻找养老院。

　　“公家的，放心。”张寅生夫妇、兆芬、卢月爱的儿女都最先想到公办养老院。他们的理由大致相同，公办养老院设施完善、服务齐全、收费合理，更重要的在市区内，家人看望方便，“突然发病，送医院抢救都快”。

　　据北京市民政局数据，截至2011年年底，养老机构总数为401家，其中公办215家，民办186家，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2.9张。

　　在数据上，公办占多数，但现实并不乐观。

　　张寅生带着老伴找了多家公办养老院，均被拒之门外，理由都是“满了”。

　　四年前，兆芬就在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登记排号。虽然多次电话询问，但答复至今都是“没床位，还得等”。

　　除了没床位，拒绝卢月爱的还多一个理由，“公立养老院都不愿收不能自理的老人”。

　　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北京“标本”的养老院，位于朝阳区华严北里闹市区中的静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