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河南省信阳市按统一标准在全市农村兴建近3000栋别墅卫生室。这些以政令式强推让村医们举债修建的别墅卫生室，如今让信阳市数千名村医倍感还债艰难。

　　不仅如此，官方承诺的奖补标准各地有别，还有部分资金至今仍未到位。而村医们自筹资金修建的卫生室，产权归属也一直未有定论。

　　别墅卫生室确实改善信阳市农村医疗硬件设施，但也严重挫伤了部分贫穷村医的积极性。迫于生存压力，不少村医甚至产生改行的想法。村医们担心，一旦他们因偿还建别墅卫生室的债务压力而弃医成风，必将严重冲击整个信阳市的基层医疗体系。

　　河南省政府上月底亦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意见》，称将对全省的村医实行新的补助、补偿政策，估算每所村卫生室每年基本收入至少有2.1万-2.5万元。但这个全省的举措，对建别墅卫生室欠下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巨债的信阳村医来说，显然难解燃眉之急。

　　抗八级地震，功能齐全

　　村医胡秀丽成了名人。从2008年10月她的“别墅卫生室”建成起，时常有人来胡秀丽这里参观考察。胡秀丽的名字，屡屡见诸报端。

　　就连因禁酒令闻名全国的信阳市委书记王铁等官员，也亲临胡秀丽的“别墅卫生室”视察过。而王铁“三次用力地跟胡秀丽握手”并鼓励她“好好干”的镜头，似乎是这位主政信阳近九年的最高级官员“对信阳村医的最大鼓舞”。

　　在信阳市平桥区洋河镇周畈村公路边，有一栋朝阳通风、上有采光天瓦、下铺白瓷砖、占地122平方米的独栋别墅，这便是胡秀丽按“标准卫生室”修建的诊所。胡秀丽的“别墅卫生室”连室后小院，共占地300平方米。室内分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健康教育室、药房，院内设有处理医疗垃圾的焚烧炉。

　　当时平桥区对“别墅卫生室”图纸几经挑选，并对设计提出三点要求：卫生室要坚固，能抗八级地震;用途单一，“只做卫生室，不做医生的家”;功能齐全，各室分开。直到2008年3月下旬，图纸才确定下来。时任平桥区委书记、现信阳市副市长张明春随即召开大会，要求下辖各乡镇按图纸推广卫生室，并且在6月底必须完成任务量的60%。

　　但3个月后，各乡镇完成进度不及任务量的30%。张明春再次召集辖区乡镇领导开会，要求持不同意见者“当面锣、对面鼓”地站出来，否则就必须执行。

　　张明春还在会上警告，年底不能百分百完成任务的乡镇，就说明一把手丧失了基本的工作能力，要“把书记的帽子摘了给乡长”。到年底，平桥区各乡镇百分百完成了任务。按平桥区当时专门核算的结果，一栋别墅卫生室的工程造价在12万元左右。

　　胡秀丽获得了村里无偿提供的地皮，共花15万元建好了“别墅卫生室”，但她同时获得了政府提供的5万元补助和奖励资金。

　　平桥区正是采取区财政以奖代补、村医自筹、成功人士捐建等多种筹资方式，在全区200多个行政村建起了“别墅卫生室”。不仅如此，平桥区的800多名村医还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医疗事故保险和养老保险，并且被送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脱产培训3个半月，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区里“买单”。用张明春当时的话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成村、乡、区三级医疗保障网，让每一个群众有病随时能看、随地可看，都看得起病。”

　　“农村医疗卫生的一场革命”

　　平桥区强化村级标准化卫生室的建设，引起信阳市委书记王铁的重视，连河南省和卫生部高层也对其表示肯定。建村卫生室应有长远眼光，王铁认为高标准就是最大的节约。他向全市推荐平桥模式，百姓只要一看到这样的房子，就知道是村卫生室。

　　信阳市决定把平桥区作为样本推广村卫生室建设经验，年内新建、改扩建3042所村卫生室，达到“一村一室”(一个行政村有一个村卫生室)的建设目标。按当时的官方公告，信阳市还提出了“提前1年完成省定目标，提前2年完成国定目标。”就在2009年4月22日，信阳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发文，要求各地把村卫生室建设纳入重要日程，建立月报制度，强化督导指导，建立奖惩机制，确保目标实现。

　　王铁在信阳市随即召开的动员大会上表示，建设好村卫生室，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需要，能够检验各级政府为民办事的能力。

　　王铁指示，“上半年，全市各县(区)都要按平桥区村级卫生所的建设，坚持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变、一个不能差的‘三个一’标准，把村级卫生所建成信阳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健康是最大的民生”，王铁希望“让信阳的百姓看到这样的建筑就能联想到村医”。他表示，已建好的卫生室就不要再建，不能重复浪费。

　　虽然与信阳市相距近300里地，但新县沙窝镇熊河村卫生所的村医潘中福，也深刻感受到了“全市执行修建别墅卫生室的力度”。当时在新县的动员大会上，新县县委书记詹玉峰向全县村医承诺，县乡财政补助给村医4万元钱，其中县财政出3万元，乡财政出1万元。詹玉峰发表电视讲话鼓励全县的村医，“你们借点、贷点、欠点，别墅卫生室就可以盖成了。”

　　潘中福很清楚，“当时非常严，哪个乡镇，有一个村不建别墅卫生室，不仅乡长和书记都要免职，就连村支书和村主任也要免职。”

　　虽然政府有补助，但是很多村医还是没钱建别墅卫生室。潘中福说，当时有村医就哭了，不少村医夫妻为此吵架。但若不建，他们就不能做村医了。

　　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跟信阳市下辖的商城县、光山县、淮滨县、固始县，同属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农村家庭一次性拿出一二十万元，很不现实。而且这么短的时间内拿钱建别墅卫生室，潘中福认为确实太难为他们了。

　　时任信阳市卫生局局长、现信阳市政府秘书长李第民表示，“一开始就确定了政府主导、多方筹资的思路。明确要求:‘一个都不能少’，覆盖率100%。”官方数据显示，信阳市在2009年统一标准建村卫生室2807所，仅按平桥区图纸建设的就有2709所。

　　在李第民看来，“当初的设想就是一定要高标准建设。如果标准太低，拆拆建建，就是最大的浪费。”新华网也刊登王铁的署名文章《以“四家工作法”创新群众工作新机制》称，“针对农民来信反映村级卫生所‘不卫生’的问题，在全市3042个行政村全部建起标准化村卫生室。”

　　王铁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由财政出资对近万名村医脱产轮训，带来了农村医疗卫生的一场革命。”

　　信阳乡村最好的房子是卫生室

　　平桥区因起步早才被定为标杆，这就意味着并不是信阳市的每个村医都跟胡秀丽一样，能获得5万元补助和奖励资金。潘中福的家与他的诊所仅一路之隔。他的家是一栋白色的两层楼房，斑驳的墙壁显示其年代已久。

　　按官方规定，所有村医必须要到信阳市统一建造的别墅卫生室办公。就在2009年11月以前，这位1991年就从医的乡村医生，已经在家坐诊18年了。虽搬进新建的别墅卫生室近两年，但他仍习惯于在家“坐诊”。其实是透过大门，看见有人进卫生室了，潘中福才过马路去接诊。虽然潘中福家门前的这条马路，是沙窝镇通往河南省新县县城的要道，但这栋占地300平方米、粉墙红瓦、白檐勾边、铁栏门、罗马柱的别墅卫生室，分外耀眼。

　　用李第民的话说，“目前，在信阳市的绝大多数乡村，最好的房屋就是村卫生室。”就是这栋别墅卫生室，让潘中福花2万元钱买地皮，然后找亲友举债20多万元，才最终以25万元的高价完工。还了两年多的债，潘中福至今仍欠债12万元。

　　在熊河村的邻村杨畈村，34岁的村医黄勇同样因建别墅卫生室欠债苦不堪言。由于卫生室处于低洼地，黄勇不得不在下面建一层地下室防潮，这样就增加了建设成本。黄勇建别墅卫生室，基本缘于詹玉峰提出的“借点、贷点、欠点”办法。黄勇在卫生室建成后，为减少贷款的利息，只好再次四处举债先还贷款。

　　“跟亲友借钱不要利息。”尽管一直在努力还债，黄勇至今仍因别墅卫生室欠债14万元。黄勇有3个孩子，最大的12岁，读初中，“他一个人每月就得400元的生活费开支，两个小点的孩子还在读小学。”黄勇老婆在家务农，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即便在省吃俭用的情况下，柴米油盐等日常开销，黄勇一家人每月至少要花费1500元。

　　村医们都是半农半医，“好在家里还有田地，可以一边种田一边接诊。”但黄勇只会给人看病，没有另外的经济来源。谈及信阳建“别墅卫生室”时，李第民此前还表示，“如果乡医建设一所卫生所，就可以获得8万元至10万元的资助。”

　　但信阳市卫生局给时代周报记者的书面回复中称，政府给新建标准化村卫生室投入4万-8万元，其中省政府补助建设和设备资金各1万元，县区、乡政府以奖代补都是1万-3万元。回复还表示，信阳市2807所新建标准化村卫生室的12948.5万元奖补资金已全兑现，并配备了观察床、诊断床、紫外线消毒灯、计算机等设备67582台件。

　　尽管如此，跟信阳市其他地方的很多贫困村医一样，别墅卫生室让黄勇举债返贫。尽管新县财政承诺以奖代补的3万元钱兑现了，但沙窝镇的1万元钱至今未到位。潘中福和其他村医曾找过沙窝镇镇长阮斌讨要多次，两年过去了，他只拿到3000元钱。

　　奖补资金未完全兑现，不止是沙窝镇。与沙窝镇紧邻的周河乡以及商城县、罗山县等，时代周报记者在走访中均发现有类似情形。

　　产权之辩：谁的卫生室?

　　“白纸黑字，写清楚。”潘中福至今还记得新县县委书记詹玉峰的讲话，“谁建村卫生室，谁受益，产权就是谁的。”但村里的别墅卫生室，即便自己不做医生了，也不能转为他用。让潘中福疑惑的是，就算给别人用，也只能做卫生室。潘中福打了个比喻，让村医掏钱建政府统一标准的别墅卫生室，产权又不明确，好比让县委书记出钱盖县委办公大楼是一个道理。

　　家里实在太困难的医生，只能看着村里的卫生室让有钱的老板出钱建了，然后村医再从开发商手里转租。但不管是村医出钱还是老板出资，信阳近3000栋别墅卫生室的产权都未明确，村医们至今未拿到产权证。

　　商城县关庙乡板庙村村医朱耀刚，曾和同乡的另外3名村医在去年9月14日到信阳上访，信阳市纪委书记刘国栋亲自接见他们。朱耀刚反映了别墅卫生室的一些问题，包括政府奖补资金不到位还要缴税、产权不明等。朱耀刚的卫生室一共花了15.5万元，他至今欠债8万多元。县乡两级政府承诺给5万元，最后只给了1万元。而且外墙瓷砖、地板砖和塑钢窗、水泥瓦等材料抵了近3万元，再扣除耕地占用税、建筑营业税的5500元，朱耀刚实际得到的钱远低于5万元。材料比市场价至少高1万元，朱耀刚认为用材料抵政府奖补资金就是强买强卖。

　　让朱耀刚不平的是，他建卫生室的地，是用自家的3亩田，跟几户人才换来这块大约500平方米的地。这块地在板庙村小学斜对门，虽然“也是孤山野洼的”，但这块地让朱耀刚成了失地农民。他已经无田可耕，现在连吃的大米都要靠买。朱耀刚对收税表示不满，他认为政府“不该收这个税”。就在那次上访时，刘国栋也明确地告诉朱耀刚“不存在缴税”。朱耀刚认为他已无路可走，“产权不明确，哪一天收走了，我也没办法。”

　　信阳市卫生局对此给时代周报记者的书面回复表示，信阳市村卫生室产权按照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投资者根据投资金额共同拥有村卫生室产权。但国家及集体投入的资金和设备归国家和集体所有，集体投资建设的村卫生室产权归集体所有。

　　和其他村医一样，朱耀刚认为，“钱是我出的，我是举债建卫生室，至今还没得到产权证，这个卫生室到底算谁的?”

　　“俺们成形象工程试验品”

　　上世纪50年代的大饥荒，已让信阳人创痛深重。如今如同贫穷困扰着这个拥有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地区一样，贫穷也一直是信阳市众多村医的痛处。除了种田看病，大部分村医没有别的经济来源。他们常年在家，对村里的老少乡邻们非常熟悉，尤其是对他们的病情更是了如指掌。

　　虽然只有34岁，但朱耀刚在村里已行医11年。他对村里的人非常熟悉，“谁身体咋样，我都很清楚”。但朱耀刚现在不想做村医了，自从建了别墅卫生室，他就欠债“陷进来了”。

　　就在2009年，关庙乡党委书记崔从枝在全乡建别墅卫生室的动员大会上表示：“同志们，你们的春天来了。”朱耀刚至今仍然“不知道俺们的春天在哪里”。他有两个孩子，大的只有5岁，小的才出生不到3个月。就在12月5日，他的母亲还因脑溢血住院。

　　板庙村有1700多人，但现在常住人口连一半都不到，这让朱耀刚的生意很不乐观。尽管如此，他每天还要想着法子跟别人说好话缓些日子还债。潘中福所在的熊河村有近1200人，常住人口最多只有500人。而新农合医疗保险只在乡镇级卫生院以上才能报销，村民们一般都到乡镇以上的卫生院看病。

　　病人流失，正在威胁着村医们的生存。潘中福也不想做村医了，“虽然这两年物价涨得厉害，谁给我25万元，我就按当时的成本把诊所给他。”当时如果谁不盖别墅卫生室，谁就不能做医生了。但潘中福做了20多年的医生，“不做医生，我还能做什么?”虽然卫生室建好后改善了就医的硬件条件，但村医们一次性投入十数万，他们不得不倾其所有甚至举债。村里人建房请小工一天也要60元，但黄勇有时连20元都赚不到。

　　投资20多万元建别墅卫生室做村医，风险很大。村医们表示，万一发生一次医疗事故，就得用赚一辈子的钱来赔偿。但村医就是给村民们就医带来便利，让他们出门就能看病。黄勇担心一旦村里没有医生了，农村的穷人将会看病更难、更贵。

　　离板庙村几里路远的枫店村，村医黄世伟夫妇在今年3月份就外出打工了。黄世伟夫妻都是医生，其父黄遵信是老村医。他们外出后，其父亲黄遵信留家坐诊。他们建的别墅卫生室，也就基本空置在马路边上了。这种情况远不止枫店村，尽管信阳市卫生局称99%以上的卫生室都已投入使用。在潘中福看来，“卫生室建了不用，就是没发挥其作用，就是劳民伤财。而村医们因此欠下巨债，则严重影响了村医的积极性。”

　　朱耀刚认为他被整苦了，“俺们就是政府的试验品，这就是一个形象工程。”他担心一旦村医积极性因此受影响，将会导致信阳市基层医疗、防疫等工作瘫痪。自己养活不了自己，那就只能不干了。朱耀刚现在考虑最多的是做村医也要生存下去，但他的欠债让他信心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