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红包”、吃“回扣”已经成为医药卫生行业的潜规则。这使一部分人产生法不责众、不收吃亏的心理。特别是看到那些利用潜规则迅速“脱贫致富”的医生们，一些本来反感潜规则的医生也放弃原则，开大处方、用高价药，加入潜规则运作当中，逐步丧失医生的职业道德。

　　关键词：行贿·药品回扣·红包·小金库·窝案串案

　　非常案件

　　贪污贿赂类犯罪155件，渎职类犯罪8件;

　　累计涉案人数179人;

　　涉案主体年龄在35岁至55岁的占70.3%……。

　　在对北京市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医药卫生领域发生的163件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研分析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今天公布了上述数据。

　　高学历掌握实权者易发腐败

　　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医药卫生领域职务犯罪的涉案主体呈现出“年龄集中”、“高学历”、“掌握实权”三大特点。

　　据了解，在163起案件中，涉案人员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岁到55岁之间。年龄小于35岁的41人，占22.9%;35岁至55岁的126人，占70.3%。

　　“涉案主体的高学历现象主要表现在其中专科37人，大学本科70人，硕士研究生10人，博士7人。高中(含高中)以下学历的涉案人员只有55人。”检察官说。

　　此外，在医药卫生领域但凡握有实权的人员，上至医院院长、部门负责人，下至主任医师、普通购销工作人员，都有可能成为此类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

　　据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说，医药卫生领域的职务犯罪不仅涉及行政领导，同时涉及党政及业务管理领导，“涉及工作岗位较多，不仅包括医药审批管理环节，也包括医药购销环节”。

　　在不久前宣判的北京药商行贿多家结防所的案件中，44岁的药商王某在4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向北京市多家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所相关负责人行贿，总数高达307万余元。据介绍，在涉案的医生中，有多家区县的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科科长、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所所长、副所长等。

　　请保姆帮升学行贿手段“人情化”

　　据介绍，医药卫生领域的职务犯罪多是共同犯罪，而且多是窝案、串案。

　　在上述药商王某行贿的案件中，2006年3月至2010年5月期间，王某在向北京市多家国有医疗机构推销该药品过程中，为牟取药品销售竞争优势，按照不同比例，长期暗中给予帮助其使用该药品的人员和单位金额不等的药品回扣。其中给予房山、宣武、昌平、朝阳、密云等区县结防所负责人药品回扣99.8万余元。在向西城区、石景山区、崇文区疾控中心结防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结核一科、结核二科等国有医疗机构推销该药品过程中，按照15元每瓶的比例，逐月根据上述单位的进药量或用药量，暗中给予各单位金额不等的药品回扣，总额高达106.8万余元。

　　此案曾引致全市结防所大动荡，多名受贿医生因此获刑。

　　西城区检察院调研发现，此类现象并非个例。如在医药购销领域，有的是单位领导与设备、药剂及采购人员合伙作案;有的是领导班子成员相互勾结合谋作案，有的是医生与药贩内外勾结共同牟利。

　　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介绍说，在医药卫生领域的职务犯罪中，犯罪手段比较特别——“人情味”十足。

　　据了解，在传统的回扣、提成方式行贿之外，此类职务犯罪中还出现了一些边缘的行贿名目，如“科研协作费”、“外协费”、“技术支持费”等等。一些医药代表将贿赂关系套上了朋友间礼尚往来的“外衣”，以各种充满人情味的行贿方式“瞒天过海”，如为医生请保姆，帮助子女升学，送高档俱乐部会员卡等。

　　“而且索贿现象增多，一些医务工作者把手中的权力经济化，认为提供了多大的便利，就理应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不给好处就主动刁难。”西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举例说，在一起案件中，北京某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及医院门诊负责人就利用职务便利，要求某制药有限公司为其支付日本旅游费8450元人民币，同时向该公司索要美元1000元。

　　医药卫生腐败存在于每个环节

　　“医药卫生领域的腐败从药品生产开始，存在于每一个环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

　　一是医药采购环节，回扣明暗结合。企业向医务工作者支付10%至20%的暗扣或者直接支付给医院明扣，用于私设小金库。如一些科室，直接收取明扣，用于部门发放奖金，奖金与医生的创收挂钩;

　　二是行政审批环节。国家药监系统“1·25”案，上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下到借调人员马腾，中间包括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药品注册司原副局级巡视员卢爱英以及国家药典委员会业务综合处原副处长李志勇，构成了一起错综复杂的药监系统贪污渎职窝案;

　　三是财务管理环节。该环节的职务犯罪，多为贪污和挪用公款犯罪。涉案人员多为院长、财务部门负责人、出纳员或业务员等对财物拥有管理权限或直接经手人员。如陈某在担任北京某大学的医院财务处银行出纳员期间，利用主管将外单位交来的支票存入银行入账的职务便利，私自提取让利款转账支票11张共计人民币69万余元，用于个人炒股等。

　　权力集中缺乏民主监督制约

　　调研分析10年间的163起案件，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认为领导权力集中、财务制度不规范、执法力度不够是此类案件多发的主要原因。

　　“医疗单位很多计划和决策往往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缺乏民主监督制约。”调研检察官向记者分析说，如在招投标过程中，药事委员会流于形式，只有掌握实权的领导说了算。而一些重要岗位，如药品采购、医疗器械采购及仓库管理等人员长期不轮换，也给具体工作带来一定隐患。

　　此外，医疗单位及内设科室设立账外账和“小金库”现象突出;对正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折扣、让利、赞助等没有一个统一的核算和管理，易导致私分或个人占有;对财务的检查审核不力，给出纳员、财务管理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工程款、采购款、医疗服务费等职务犯罪提供可乘之机。

　　在执法方面，虽然国家对医药“回扣”一直是禁止的，医疗卫生领域也开展过整治医药“回扣”和“红包”的专项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真正追究责任的不多，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更少。

　　同时，由于主体限制，很多医务人员身份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无法按照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完全归咎于行业风气问题，难以收到理想效果。加上医疗行业专业性强，外行很难进行监督。有的医院的主要医务人员结成紧密的利益团伙，不易监督。而医疗收费过程不透明、不公开、信息不对称，外部人无法知情，也妨碍了监督与查处。

　　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还指出，由于医药卫生领域的行、受贿方利益结合相对稳定，且呈现“一对一”的特点，也使大部分医务工作者对收受贿赂存在一种侥幸心理。

　　案意点击

　　作为司法部门，在整合研究了相关案例之后，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认为，在医药卫生领域完善自身监督管理的同时，还要坚持惩防并举。

　　医药卫生单位可推行廉洁准入制度，将检察机关出具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作为有关市场主体廉洁准入资格审查的必备条件。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建立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对列入不良记录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中要坚决取消其所有产品的入围资格，从而惩戒行贿犯罪，防范和遏制贿赂犯罪的发生。(记者赵丽 通讯员张岸东郭晓钰)

　　重庆开庭审理特大“医托”集团诈骗案

　　“医生”看钱开药处方藏暗语

　　时间：2011年11月29日星期二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目击者：本报记者徐伟 本报通讯员程斌 王真祥

　　有门诊室、药房、挂号室，有“教授”、“留美肝病专家”坐诊，但却是个黑诊所。公诉机关诉称，这个黑诊所在短短8个月里“诊治”了1200余名患者，骗了200余万元。患者都是医托从重庆市内几家大医院拉来的。而所谓的专家、教授都是假的。

　　今天，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王宇等14名被告人涉嫌诈骗罪案。

　　“教授”“留洋专家”坐诊小诊所

　　公诉机关诉称，被告人王宇伙同弋双权、丁友清、任忠祥(均另案处理)等人于2008年下半年，共同出资在渝中区彭家花园路设立门诊部，并未在卫生部门登记注册，也未取得医疗机构经营许可证。该诊所对外号称“彭家花园门诊部”，对患者宣称是部队门诊。诊所外墙贴着红十字标志，内设中西医结合一科室、二科室、挂号、收费、药房等多个部门。门诊室内还挂着军装，放着写有“军人优先”字样的牌子。

　　公诉机关诉称，该诊所平时有两个医生坐诊，都宣称是专家、教授级别。其中有一个号称是“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重医附一院的专家教授”的张医生。张医生2010年案发时69岁，但看上去有70多岁，比较瘦，牙齿只有几颗，眼睛有点往里凹。在起诉书中，张被列为第二被告人。

　　第三被告人潘医生冒充的是西南医院、新桥医院的专家教授，还吹嘘说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专治肝病。

　　患者从进入诊所起，就由导医全程陪同挂号、看病、拿药。被起诉的另外11名被告人中，有诊所股东、医生助理、医托、挂号人员、收费人员、导医、善后人员等。他们中许多是初中、小学文化，有的甚至连字都不会写。

　　“专家”根据患者带的钱开药

　　导医将患者带到哪个医生处看病，是有讲究的。如果病人是医托从西南医院、新桥医院骗来，就由“潘教授”看病。如果是从重医附一院、大坪医院带来，则由“德高望重”的“张教授”看病。

　　张医生、潘医生都是四川人，有医师资格，以前在四川行医。根据职业医师法规定，他们不能在重庆行医。他们是该团伙聘请来的，二人的底薪分别为3000元和2000元，加上提成，每月有5000多元收入。

　　诊所还为两位“专家教授”配备了助理。张医生在法庭上供称，医生助理实际是诊所股东派来监视医生的。医生助理还有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和患者聊天，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和家庭背景，了解患者带了多少钱，然后根据钱财多少开药，只给患者留一点返程的费用。1200余名受骗者中，许多人开了2000多元的药，多的有五六千元。

　　因为两个医生具有医学知识，他们在没有任何医疗器械的情况下，通过摸脉、看舌苔，再根据患者自述的病情开药。所以，他们开的药常和患者病情有时还沾点边，吃不死人，但也治不好病，偶尔也有疗效。经统计，该诊所开出的中成药、西药价格是进价的15倍左右，中草药是4至5倍。一些患者经济条件很差，结果被医托忽悠到了黑诊所。这些受害者中，只有七八十人报案，大多数人至今不知道被骗了。

　　50名医托拿走一半收入

　　给该诊所拉患者的医托约有50名(部分医托另案处理)。医托也分地盘，不能跨区做业务。他们一般是两三人为一组，相互配合。他们做成一笔业务后，就根据诊所开的药价提成50%。

　　在公诉机关举示的部分处方笺中可以看到，上面的复核者一栏有的写着“7”，有的写着“6”，都是一些简单的数字。这是医托的组别记号，7和6分别代表第7组和第6组，编成组，是便于提成和管理。

　　医托都是中年妇女，看起来平易近人。她们一般在每天早上6点左右到各大医院“上班”。8点后医院保安上班发现她们后，就会对她们进行驱赶。

　　有些来自远郊区县和市外的患者，很早就会到医院排队挂号。医托也冒充病人排队挂号，看到看起来老实的患者，就由医媒小组中的A上前搭讪，叫得很亲热，“孃孃”、“婆婆”、“爷爷”都叫过。如果发现口音和自己差不多，就攀老乡，然后问患者看什么病。例如患者说看胃病，旁边医媒小组的B就说：“看胃病的教授今天不在医院上班，听说在彭家花园诊所坐诊。”A就会趁机说“干脆我们到彭家花园诊所去找教授看病”，随后带着患者前往该诊所。

　　到了诊所，A、B和患者一起挂号，然后到张医生或潘医生处看病。

　　看完病，诊所为了自身安全，有时候还要派人将患者“送”上长途汽车，看着患者离开。少数患者发现上当后返回退药时，诊所有善后人员负责退药退钱。

　　定“规矩”三种人不骗

　　该诊所医生助理要询问患者的社会背景和家庭情况，一旦遇到了三种人，他们拒绝开药，只是开个处方让患者到外面买药。据交代，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诊所安全。

　　第一种人是周围的居民。他们担心骗了这些人后，在当地混不下去，还担心被举报。

　　第二种人是艾滋病、白血病等患者，他们怕贻误病人的病情。

　　第三种是患者或家属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其他重要社会背景人员。

　　为了对患者“区别对待”，诊所内部约定好相关暗语：“挂脚”、“蹬了”。如果医生助理发现医托拉来的患者属于不能骗钱的三种人，就会用这个暗语告诉医生，医生就只开个处方，让患者自己到外面买药。

　　“牛肝”：这是医生在处方中调配者一栏写的暗号，表明该患者是1000元等级的，按1000元划价收钱。

　　“月肝”：同样写在调配者一栏，按2000元划价收钱。

　　“旺肝”：按3000元划价收钱。

　　在法庭上，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但对涉案金额均有异议。鉴于该案案情复杂，法庭将择日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