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中国民营医院发展的三大难题
尽管改革在红红火火地开展当中，但对于这个市场中的新兴事物——民营医院来说，目前面临的难题着实不少。
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民营医院1477所，虽然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数量已经占全部医疗机构的44.2 %，但营利性医疗机构床位数、医师数和护理人员只占总量的1.4%、9.4%和0.8%，门诊量只占全部的7.7%，年入院人次只占总量的2.9%。
员工身份转换难
在建安医院投资公司的焦安国看来，民营医院发展当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员工的身份转换问题。
“转制的速度过快会带来不稳定，那些转得早的企业都爆发出了员工身份转换的问题，影响了民营医院发展，影响了团队的凝聚力。”焦安国对这个问题比较担忧。
医院跟一般的国有企业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一般的国有企业如果出问题，研究不出好产品，会出现大亏损。但医院不同，国有医院靠贷款基本上还能维持下去，只要有病人来看病，处在那样一种情况下，那就不用花费过多的精力去研究市场，不需要做太大的努力就能基本维持。
“突然改制后，很多人觉得，忽然要去为某个民营企业老板打工了，这怎么接受？”焦安国说，“这时候难免会出现很多冲突，有的甚至会去卫生局告状，这样肯定影响了医院的经营。”
北京卫生局副局长梁万年也认为对于民营医院，所有制上的歧视依然存在，大部分的民营医院和医务人员认为国家对待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政策上不一视同仁，对民营医院缺乏必要的支持。体现在员工方面，特别是医生的职称评定上。
医疗保险难进民营医院
“医保”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民营医院最大的困扰。
今年三月份，杭州最大的综合性民营医院——杭州虹桥医院正式开业。但让医院管理者无奈的是，第一天上午该医院接待的600多门诊病人中，到药房买药的只有12人，更多的人拿了医院的处方到别的医院或药店买药。
造成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就是虹桥医院尚未被列入医保定点医院。对于大多数的民营医院来说，医保是发展当中的一道坎，由于政策还不明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迈过这道坎。
在上海常住的1700万人口当中，进入医保的居民大约在1100万左右。受就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在剩下的600万中，选择公立医院的也占了大多数。也就是说，真正留给民营医院的份额实在是少之又少。
对于医院来说，是否医保定点决定了你是否能吸引享受医保的人员。因为医保人员相比于自费医疗的病人具备更强的消费能力，可以说是患者的主流。能否成为医保定点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民营医院的生存。
“在医保定点政策上，除了少数民营医院比较幸运，大多数民营医院都被排除在医保定点单位之外。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后，一些地区不允许政策规定的非政府主办的非营利医院存在，民营医院“一律”成为营利性医院，而营利性医院“一律” 不得成为定点医院。”北京卫生局副局长梁万年说。
尽管一再有报道称医保要对民营医院开禁，但具体的政策法规尚未出台，纳入医保的民营医院还是非常少，完全跟不上民营医院发展的速度。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马进教授告诉记者，营利性医院不能进医保有其历史原因。在三医联动改革之初，由于医保基金不足，政府只能采取“控制医保总额”的办法进行管理，但是很多医院到了年底，都超出了医保限额，给财政造成困难。有关部门当时可能这么认为，如果再让民营医院进入医保，有可能使得医保支付更加捉襟见肘，因此没有放行。
从国内办得比较好的民营医院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一些二级城市。国内的超级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很少有非常有名的民营医院，这跟医疗保险有一定的关系，北京市目前拥有三甲医院67家，就没有一家是民营医院。
医疗高风险造成高负担
医疗卫生服务是一项高风险的服务，民营医疗机构作为自负盈亏的单位，只能独自应对医疗风险。而且从患者来讲，对民营医院的信任程度要比公有医院小得多。一出现问题，就很容易和医院发生纠纷。
而这些纠纷的结果，大多是民营医院赔钱了事。许多医院流传着“死个病人赔一年”的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营医院应对医疗风险的艰难。不少民营医院的医生反映，许多正常死亡在民营医院就成了“医疗事故”，患者家属不依不饶，最后医院为了缩小影响只好赔钱了事。结果，以后只要碰到危重病人大家都不敢收，只有转往公立医院。
宋瑞霖认为，信任危机对医疗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医疗纠纷似乎是对于一个具体的事情上的冲突，但它背后是一个信任机制受到了危害。患者相信公立医院是因为公立医院的背后是国家，但一说到民营医院，私人办的，患者就很难去相信它，毕竟这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情。
宋瑞霖认为，卫生改革中的趋利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危害就是信任机制的薄弱。
医疗的高风险也使许多民营医院走上向专科发展的道路。因为这些专科回报高，即便拿出相当一部分收入应对医疗风险也“有钱可赚”。在投入大、风险大、回报低的老年病、妇产科等领域，则少有民营医院涉足。这也限制了民营医院向大型化、普及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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