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手术前，医务人员集体默哀

8岁男童小皓达因患有脑胶质瘤被诊断为脑死亡，治疗无望父母带他到北京，想捐献孩子的器官来救助有需要的人。昨日下午，小皓达被推进手术室，其双肾、肝脏被取下，3名受捐者的移植手术随即展开。而小皓达的两只眼角膜则被送往同仁医院眼库，等待救助他人。

昨天下午1点15分，武警总医院移植科，小皓达的4位家属来到医院，等待见孩子最后一面。在等候的时间里，家属都很沉默。

皓达的大姨、哥哥侧着头，瘫软在椅背上；母亲黄云芬茫然地看着前方；父亲王教波紧抿嘴唇，倚着墙低头站着。黄云芬用虚弱的声音劝丈夫，“已经这样了，难过有什么用，你这样他也会难过。”黄云芬开始整理给孩子的新衣服，蓝棉服、蓝长裤、蓝色球鞋……“孩子平时喜欢蓝色，也喜欢小动物，特别爱小狗。”黄云芬细数儿子生病前的喜好，身边的丈夫听后不语，默默地踱步到走廊，低声啜泣。

昨天下午1点45分，家属进入ICU病房，同小皓达做最后的告别。几分钟后，皓达被推入手术室。

4位家属返回办公室，王教波攥着黄云芬的手，一刻没有放开。黄云芬泪眼婆娑，数不清是今天第几次流泪。她捂住心口，闭上眼，努力地平复情绪。半晌，她掏出手机，开始翻看孩子生前的照片。

4个小时后，捐献手术成功。一直等在手术室外的家属，终于松了一口气。对他们与小皓达来说，这是告别，也是重生。

>>对话

“儿子对我笑，像万箭穿心”

记者：为什么想到了捐献器官？

黄云芬：孩子2013年10月病发，被诊断为弥漫性脑胶质瘤。我甚至想，即便成为植物人也要手术，总会好的。可医生说，这种病复发率很高。做父母的用尽方法救不了他，只想帮他减轻痛苦。

从那时起我就在想，是否有一种方法，能帮孩子延续生命？我对器官捐献不了解，只是在电视里看过。我很纠结，不忍心想他有这一天，怕他走得伤痕累累。直到去年8月，孩子的发病次数增加。他对我说，“我不想死。”这一刻使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帮他延续生命。

记者：之前问过孩子的意愿吗？

黄云芬：这一年来，他很少哭，看我盯着他，就强挤个微笑出来，要安慰我。我真像万箭穿心一样。我有时哭了，只好骗他被爸爸欺负了，他都会告诉爸爸，“别惹妈妈生气。”

我曾经问他，是否愿意救别人，他说“我愿意”。大概一周前，他问我，自己会不会死，我回答，你要坚强。所以我怎么忍心告诉他捐献器官的事，想等到万不得已再说。可他去得这样快，根本来不及。

记者：家人有没有反对？

黄云芬：开始都会顾虑。像我和丈夫，各自纠结很久说出来，才发现彼此想法不谋而合。火化了就没念想了，这样他救了别人，自己也还活着。

他上小学不到一个月，没入少先队。就想要个红领巾，去天安门看升旗。之所以来北京，也是这个原因，我想孩子眼角膜的受捐者能代他看一次升旗。我知道受赠双方要保密，我不会强求，只是一个母亲的小小愿望。

记者：手术前一晚，你们的状态是怎样的？

黄云芬：我们夫妻一晚没有合眼。14日，孩子就已经脑死亡了，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可他躺在那儿，还有体温，就像没有离去。我们心情很复杂，手术了，就再也见不到了，可是我们的心愿也完成了。

记者：之后有何打算？

黄云芬：还没想好。这是我们第一次带孩子来北京，之前一直想带他去一次天安门，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了。

孩子的离去虽然给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悲伤，但是我们相信那些得到小皓达器官捐献的人会代替他将生命延续下去，也祝福小皓达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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