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的学习和工作生涯中，平均每10人一生只接触过1具尸体标本；而在美国，培养一名医生就要经手10具尸体标本。现实中很多医生自毕业后再也没有接触过解剖训练，只能在书本上、摸索中“纸上练刀”，这增加了病人的风险。“纸上练刀”的背后是遗体捐献不足导致的解剖训练严重缺乏。

上海华山医院办的解剖培训班如此抢手，折射的其实就是这一问题。杯水难救车薪火，医生培养中面临的实操困境如何破解，应该给予足够重视。

11张手术台分两列排开，每台都有五六名医生凑近着头操作、观察、轻声交流，几位专家则在手术台间轮转，现场答疑、指点。层流设施、无影灯、手术器械、全套手术服——一切与医院手术室无二，只是被围在中间的病人已无生命体征。

这样的场景，已经很多次出现在上海华山医院专业培训中心举办的脊柱应用解剖与手术技术学习班上。

培训班虽然规模不大，讲课专家也不够名声显赫，讲的都是常见疾病。但是，报名得抢，开班后还有人赶来碰运气，甚至不惜“冒名顶替”。46名学员，其中不乏大医院的高年资医师，甚至是骨科主任。

吸引这些医生们的，正是静卧在台上的那些标本，可以让他们在真实的人体上无风险地操作，解答行医中遇到的问题。

然而，让人忧心的是，标本资源面临着严重的供不应求，如果医生失去了“练刀”的机会，还有谁能保护我们的生命健康？

医学院毕业后，基本与解剖“绝缘”

“199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剖。”山东临沂郯城县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李尊吉说，他们骨科每年完成的手术量约在1500例，时常有病患既担心本地医生技术不过硬，又怕转到大医院的成本太高。

李医生说，他们主要靠看书、听课和看专家做来学习手术新技术，然后“照葫芦画瓢”，在实践中逐渐摸索。现在医患关系紧张，想开展新术式总是“压力山大”。

像李医生这样，只在读书时上过一两门解剖课的情况，在培训班学员中相当普遍。

上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李明磊透露了一组“1∶10和10∶1”的对比：中国医生的学习和工作生涯中，平均每10人一生只接触过1具尸体标本；而在美国，培养一名医生就要经手10具尸体标本。

“我们门诊接待的一些病人原本病情非常简单，却因为医生技术掌握不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每次都很心痛。”说起开办培训班的起因，华山医院骨科主任姜建元教授这样说。

2004年10月，华山医院骨科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合作的第一次脊柱应用解剖与手术技术学习班开班，报名者汹涌。为了保证学员都有足够机会操作，每组只能限定在不超过6人。

培养不重临床，医生陷入“文字堆”

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这支由临床一线医生组成的培训团队，总共培养了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临床医生4500余人。许多基层学员带着问题来了又来，许多医院接二连三地派不同医生来参加。

有15年工作经验的西安唐都医院医生廖博，今年已是第二次来学习了：“上次是做颈椎手术，这次是颈胸腰。”他用“受益匪浅”形容第一次培训的感受：“解剖操作后，对整个手术流程心里更有底了，能真切地感知危险组织和非危险组织在哪个位置。”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邱贵兴教授看来，年轻医生手术基本功掌握得不够好就急着引入新术式，培养医生不重临床解剖，只依靠讲课、看视频学习，是目前临床医师教育中存在的一大问题。有专家戏称这是“将实习医生赶到文字堆里”(只会抄写病例)“把临床医学研究生赶到老鼠堆里”(只重科研和实验)。

近年来，我国临床医师现状不容乐观，专业技能水平参差不齐，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大多依靠“师傅”式的言传身教，东部省市与中西部、大医院与基层医院医生间医术差距巨大。

遗体捐献不足，解剖标本严重缺乏

“向遗体捐献者默哀！”

每次解剖操作前，所有医生静默垂首。因为躺在病床上的，全都是志愿者生前慷慨同意捐献的遗体。

说起遗体捐献者，医生们都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与感谢，因为他们知道，这群默默为人类医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不仅弥足珍贵，更令人钦佩。

“如果多些尸体标本，让各地都能经常举办这样的学习班，手术安全度会大大提高。”廖博医生说。

要让更多临床专科医师通过解剖实践提升手术技能，最大的障碍是标本资源匮乏。李明磊透露：迄今上海已草签遗体捐献意向者约为3.5万人，占全国捐献意向者总人数的1/3。因为各种因素，真正实现遗体捐赠者不过7000多人，占了全国遗体捐献总人数的1/2。

遗体捐献不足，已严重影响到了医生教育的整个环节。记者了解到，在标本资源较好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一般本科生的解剖课可以做到每6名学生在一具尸体标本上操作；而一些资源稀缺的医学院，往往是二三十名学生共用一具标本——多数人不可能动手操作，只能“参观”。

相关新闻推荐：慎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体内脏解剖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