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管理师”刘司航在咨询室。

“个案管理师”是干嘛的？

今年5月，刘司航通过面试，成为一名艾滋病个案管理师。虽然在国外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艾滋病个案管理师并不是一个新职业，但她不仅是湖北省唯一的一位，而且整个内地从事这项工作的也不到20人。艾滋病个案管理师着便装上班，不戴帽子口罩，更容易拉近与患者的距离，让艾滋病患者敞开心扉。

每天一大早，28岁的刘司航都会准时赶到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上班。她的工作室设在门诊大楼一楼，和艾滋病诊室毗邻。这是湖北省第一间艾滋病个案咨询室，她也是全省唯一的一名艾滋病个案管理师。

艾滋病个案管理师，被定位为医疗社会工作者，为患者和家属提供疑似筛检、后续随访、确诊就医、心理疏导、健康教育等一系列持续性服务。

从上任至今，她的工作是负责对158名艾滋病患者进行跟踪随访。

一早被打围3位医生不够用

每周三是新确诊病人集中做检查的日子。患者从各区疾控中心转来，艾滋病诊室一早就被打了围，3位医生明显吃紧，刘司航便临时“客串”护士，指导病人做检查。

因为没按要求吃药，43岁的患者李汉(化名)对好几种抗病毒药物产生了耐药性。医生为他换成“克立芝”，这种药是目前国家提供的免费药物中对抗艾滋病的最后一道防线。刘司航给李汉送上便携小药盒，再三叮嘱他“这次可不能再浪费了”。

忙完上午的检查接近12点半，刘司航匆匆吃罢午饭，便回到电脑前。“新入组的病人得登记，老病人的治疗情况得及时更新，上班时间接待咨询，这些只能放到空闲时做”。

记者注意到，这份“武汉病人治疗情况汇总表”，详细记录了158名患者的治疗情况。

连“拟服药时间”都贴身制订

27岁的刘超(化名)走进个案咨询室。10月27日，他在中南医院检查发现HIV阳性，转往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定点治疗。

针对艾滋病的抗病毒药有一定毒副作用，开始吃后就不能停，否则容易产生耐药性。由于对被确诊艾滋病一时难以接受，要不要吃药，小刘显得犹豫不决。

“我们今天先拟定一个服药时间，你先回去练习。”刘司航耐心地引导刘超。她解释说，抗病毒药物要定时定量服用，以维持患者体内的血药浓度，达到最佳疗效。因此服药时间一经确定，必须长期坚持。生活突然多出这么一门“必修课”，得有个适应过程。

“平时几点钟睡觉？”刘司航问。

“11点多。”

“睡前半小时到1小时吃药最好，你想定在10点还是10点半呢？”

“10点半吧。”

“每天服药两次，间隔12小时，往前推就是上午10点半。这个时间会不会妨碍你的工作和休息？”

“没问题。”

“那么现在就把闹钟定上，每天早晚各一次。”刘司航当面监督小刘设置了手机闹钟，叮嘱他即日起开始练习，闹钟一响就象征性喝一口水，待药物方案确定下来，并能很好地适应节奏后，再开始吃药。

她还提醒刘超，患病第一年检查各项费用约需千余元，如果服药过程中出现并发症，花费就不止这些了。因此现在开始不能再“月光光”，还得想办法攒点钱出来，作为治疗储备。

男子一夜情后“恐艾”求安慰

30多岁的吴新(化名)“一夜情”后，出现发烧、口腔溃疡等症状，尽管多次检查结果正常，他仍深信自己染上了艾滋病。

6月，吴先生又一次来到中心，在艾滋病诊室嚎啕大哭，当班医生安排他到刘司航这里接受心理辅导。交谈中，刘司航了解到，吴新的妻子一直蒙在鼓里，他怕“传染”给妻子，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要解开这个心结，首先得争取妻子的谅解。她建议吴新，下次就诊把妻子带来，如果他没勇气坦白，就由她帮着捅破这层窗户纸。

半个月后，吴新夫妇如约赶来，吴新鼓起勇气将事情经过和盘托出，夫妻俩抱头痛哭。随后，刘司航带他们做了相关检查，结果为阴性。8月，再次检查仍为阴性。9月，最后一次检查还是阴性。吴先生终于走出“恐艾”的阴影。

妈妈最担忧女儿嫁不出去

刘司航跟踪随访的158名艾滋病患者，90%是男同性恋者。虽然力图从高危群体中找出潜在感染者，但交谈中她十分注意措辞，不让患者感到一丝压力。在她的心目中，这些患者就是她的朋友。如果患者不愿意谈及性伴的情况，她绝不追问，而是告诉他可免费提供“口腔快检试剂”，有需要时可联系自己。

刚开始工作时，因为听不懂专业术语，刘司航只得搬个小板凳坐在医生身边旁听。白天不断地接待咨询，资料汇总的工作就得放到下班后，起初经常加班到晚上9点多，如今工作熟悉了，加班到8点也是常有的事。为了方便工作，刘司航租住在医院对面的“武汉客厅”，10分钟就能走过来。

她坦言，自己没有社交网络依赖症，工作之余会看看电视，周末约朋友逛逛街看看电影，生活过的有滋有味。但她笑言，从事着全省“独一份”的工作，始终在和一个边缘的群体打交道，妈妈很担心她嫁不出去。

“个案管理师”是干嘛的？

今年5月，刘司航通过面试，成为一名艾滋病个案管理师。虽然在国外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这并不是一个新职业，但她不仅是湖北省唯一的一位，而且整个内地从事这项工作的也不到20人。

台湾成功大学附属医院护理系教授柯乃荧告诉记者，个案管理师最早出现在癌症、哮喘等领域，原因是随着病人数量的不断增多，仅靠医护人员和患者沟通远远不够，需要专门的人来做这项工作。

1995年，柯乃荧教授将个案管理模式引入艾滋病领域。如今台湾共有90多名从业者，平均每人负责150名患者的个案管理。

两年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中心治疗室主任赵燕受台湾模式启发，陆续在北京、上海、武汉、重庆、西安、南京、杭州、沈阳试点，通过与当地疾控部门联合，每个城市招募1—2名个案管理师。

“除了病人的随访管理，个案管理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与男同性恋患者的接触，找出潜在的感染者。”赵燕介绍，一方面“男男”传播在艾滋病感染者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男同性恋者有相对固定的圈子，有可能通过确诊患者动员同伴检测。

目前，刘司航已成功动员15名艾滋病患者的性伴侣进行检测，并发现了1例阳性患者。

个案管理师能起哪些作用？

由“大排档”式的服务变成“星级酒店”的服务

刘司航坦言，为适应这份工作，她做了充分的准备。

2009年，刘司航大学毕业，赶上市疾控“中盖艾滋病项目”招聘项目官员，负责HIV高危人群干预工作。她成功应聘，在这一岗位一做5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年3月获悉招聘艾滋病个案管理师，她“有备而来”脱颖而出。

个案管理师能起哪些作用？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艾滋病专家阮连国坦言，患者到医院来，都希望享受星级酒店般的服务，但实际上医疗资源短缺，医生只能提供大排档式的服务。患者回去后怎样吃药、怎样吃饭、什么时候做下一次检查，检查前做哪些准备，很难讲解得周全。有了个案管理师以后，这些任务就有了专人来做，医生得以心无旁骛从医疗技术层面为患者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个案管理师着便装上班，不戴帽子口罩，更容易拉近与患者的距离。阮连国告诉记者，多数病人在确诊之初，不愿意把自己看做艾滋病人，因此对穿着白大褂的人十分排斥。刘司航不穿白大褂，年纪又和他们相仿，更容易建立一种朋友般的关系，“常有患者点名要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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