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送心救活男孩”引发了法学争议，也陷入伦理困境。法学博士的许志强认为，千里送心救人的背后，潜藏着能否通过脑死亡标准认定他人死亡的重大法律问题。现在医学界和法律界对于脑死亡是否等于真死亡的标准，没有科学的界定。

一颗仍在跳动的心脏被医生取出。它的主人叶劲，是一名21岁的广西小伙，被医生判定为脑死亡。这颗心脏被植入北京12岁男孩小包的体内，延续另一条生命。

对此，医学专家指出，“脑死亡”在医学上的效力已经无争议。国家卫生部门相关文件也载明，脑死亡患者可在家属同意等前提下捐献器官。不过，由于脑死亡在中国未立法，专家亦指出其存在伦理和司法等多重问题。“脑死亡”患者面临“医学上已死亡，但法律上或未死亡”的尴尬境地。

“脑死亡”摘心被指有悖法律

据介绍，叶劲的心脏取出时仍在跳动。解放军181医院判定其为“脑死亡”。此前，他的家属已经签字同意在其去世后捐献其器官，包括肾脏、肝脏、心脏、眼角膜。

署名许志强的文章中称，目前，我国法律对死亡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但长期以来，由自发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停止、瞳孔发射技能停止三个标准组成的“综合说”得到法学界、司法界以及社会公众的接受和认可，一直是认定死亡的法律标准。

“如果在法律上不能采纳脑死亡的认定标准，那对一个未死之人摘取心脏是一种什么行为，即使已经获得他的家人的同意?”“许志强”认为，这场“生命接力和爱心行动”背后，潜藏着“能否通过脑死亡标准认定他人死亡”的重大法律问题。

“脑死亡”后允许捐献器官

事实上，虽然截至目前“脑死亡”在中国仍未立法，但这一概念近年已悄然应用于器官捐献领域。

“脑死亡是最科学的死亡判定标准。”去年全国两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2003年已发表了中国“脑死亡”判断标准和建议判定死亡的程序。针对器官捐献，2010年开始的试点工作采用“心死亡”和“脑死亡”两套标准并行，民众可自愿选择死亡标准。

但黄洁夫也承认，法制管理层面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

2011年原卫生部下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类标准”已纳入脑死亡器官捐献。其中提出，脑死亡器官捐献须经严格医学检查后，各项指标符合脑死亡国际现行标准和国内最新脑死亡标准，并通过卫生部委托机构培训认证的脑死亡专家明确判定为脑死亡。“家属完全理解并选择按脑死亡标准停止治疗、捐献器官;同时获得案例所在医院和相关领导部门的同意和支持。”

难被公众承认的“脑死亡”

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昨天表示，虽然捐献者和家属可自主、自愿选择“脑死亡”或“心死亡”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家属都会坚持等到患者心脏停止跳动，才可以实施手术。

一名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脑死亡患者如捐献器官，家属必须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明确写道：“捐献手术在心跳不停掉情况下获取，这个过程我理解并接受。”

除器官捐献外，对于临床“脑死亡”患者，很多家属也主张抢救。

石炳毅说，出现“脑死亡”后，医生会判断病人已经无法抢救。“但这种判定没有效力。”他说，医生只能如实告知家属，由家属作决定。

北京多位医院人士昨天表示，患者家属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会同意停止抢救，但更多的家属仍然强烈主张“继续抢救”。

“这种抢救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家属情感、时间的浪费，更是对死者遗体尊严的不尊重。”石炳毅认为。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清远市人民医院院长周海波曾提过针对脑死亡立法的议案。他称，一个需要循环呼吸等生命支持的脑死亡病人，每天的医疗费用在5000元到10000元甚至更多。“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抢救”给病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财力负担，也给卫生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焦点

“脑死亡”确实“死”了吗?

脑死亡指脑干死亡，不用呼吸机在几分钟内就会心跳停止

“脑死亡不论是从医学还是生物学角度来看，都意味着不可逆转的死亡。”石炳毅说，目前全世界已经有89个国家和地区承认“脑死亡”，即以脑死亡作为死亡的判定标准。

他介绍，医学界已为脑死亡制定了一套诊断标准，比如脑干反射全部消失、自主呼吸停止等。“很容易鉴定，临床医生都能够识别。”

他表示，脑死亡患者即使抢救，也是无谓的抢救。临床上脑死亡之后又“复活”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脑死亡判定错误;二是故意杀人。“这两种情况都很少，脑死亡是不太容易‘错判’的。”

有些公众将脑死亡与“植物人”画等号，觉得患者日后还能被“唤醒”。对此，石炳毅解释，脑死亡同植物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脑死亡指的是脑干死亡，不用呼吸机的话，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心跳停止;植物人只是大脑皮层不行，不用呼吸机仍然可以存活。

脑死亡时捐器官效果更好?

专家认为，心死亡后仍可捐献，脑死亡立法不应为了捐献器官

有医学界人士提出，器官移植需要在人脑死亡之后、心死亡之前(其他器官还未死亡之时)就提取，时间越快效果越好。

石炳毅则认为，理论上器官捐献和脑死亡应割裂开。“死亡是死亡，捐献是捐献，死亡不应因捐献而发生。”

他说，即便是心脏停跳，短时间内移植心脏也并非不可以，其他器官也一样。“具体情况很复杂，不同的病人、器官情况不尽相同，另外和心脏停跳前的状态、病人的身体状况等因素都有关系。”

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主任王海波也曾表示，脑死亡立法不应为了捐献器官，而是因为这是医学进步的结果。他说，不应仅由或主要由移植专家推动死亡判定标准和法律规定，这会造成利益冲突，并引起公众的忧虑。

声音

应设专业机构对脑死亡做第三方鉴定

公益律师贾方义表示，按照目前我国器官移植执行的条例，捐赠者家属签字同意就符合“法规”，但是什么亲属同意或者到哪个临界点可以签字，标准模糊。同时，医院掌握着医疗认定的技术，一般人无法获知具体情况，也难起到监督作用。

贾方义建议，应尽快研究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现在执行的那个条例是2007年出台的，已经跟不上形势了，应尽快将其提升到国家法律级别。”此外，还应设立专业评价机构，对脑死亡认定做第三方鉴定。这个机构最好由卫生主管部门、司法部门牵头设立，囊括社会、司法、伦理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因素。(来源：新京报)更多新闻请阅读：两岁男孩车祸脑死亡 捐器官救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