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密集的排查人口，难道我们身边有那么的精神病患者？

马培新主管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神疾病工作。她说，医护人员在负责精神疾病治疗的郑州八院和九院获得了一批病人资料，并以此为据开始排查。结果并不能让他们满意。马培新发现，一些家人在医院治疗时提供了错误的名字和地址。

他们又通过各个社区居委会询问，希望居民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以搜集可能存在的重性精神病人。

按照一份郑州市卫生局提供给南都的《行为异常人员线索调查问题清单》，基层的精神卫生人员需要就11个有关精神状况的问题对社区的一些知情人进行询问。

“当知情人回答有人符合任何一条中任何一点症状时，应当进一步了解该人的姓名、性别、住址等情况，填写《重性精神疾病线索调查登记表》。”这份工作用表提醒，知情人提供的信息将被保密。

作为基层执行者的马培新发现，获取并核实重症精神病患者的线索非常困难。在上门调查时，有的病人一人独居，无法说清自己的姓名和年龄———这是线索登记表中需要录入的信息。

在文化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刘志晓透露，他们还通过下社区义诊搜集资料，甚至会突击筛查。这持续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去。”她说。

在义诊进行时，一些前来咨询的疑似病人会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他们会询问是否有残疾证，用来确认是否患有精神病。没有确诊的话，他们会建议病人去郑州市第九医院做检查。

最大的问题是，这次调查意义何在。“有的家属每次都问我们，登记了能有啥救助?”丰产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时小琴说，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更无力承诺什么。因此，就有好几个病人无法详细造册随访。

为接近指标凑人数?

刘志晓很幸运，她所在的社区最终登记了约110个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资料。按照要求，这个数字完成了上级分配的重性精神病指标。

未来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辖7个社区，每个社区配备1组或两组医护人员，一个片医和一个片护为一组。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慧芳表示，他们并未感觉到指标的压力。

而在张慧芳单位西北数公里外，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黄琳琳则在为指标发愁。黄琳琳刚刚接到通知的时候，是在去年10月中旬。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着35398人。金水区分配下来的精神病指标是71人。

“我们中心也立刻采取了行动。”他说。他们从居委会、派出所和医院要到了资料，也通过下社区义诊寻找病人。

结果并不理想。最终登记在册的是12个病人，距离71人的目标有很大差距。黄琳琳说，他们找到领导，去金水区疾控中心开证明，用以证明他们确实只有12个精神病人，无法完成71人的指标。

在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查工作开展后，直到现在，建档登记的一共45人。这与规定指标相差了119人。

45人名单中，16人被登记为 在 管患 者 ，2 9人被 登记为非在管 患者。两者的区别是，前者症状严重，需要定期随访，后者症状轻，建立一个档案，没有具体的去管理。

“基本上每个社区我们都去问了。”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行政的陈姓负责人说，他们按照金水区下达的实施方案开展工作，并将结果进行了上报。“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指标尽量找。”她说，有多少算多少，完不成也没办法。

在丰产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片医时小琴负责的辖区超过3万人，她却只登记了20来个重性精神病患者，这显然与指标任务相差太远。这位年轻医生一周需要坐诊一天，在不坐诊的其他工作日，上午到辖区排查包括精神病在内的各种慢性病人员，下午就回单位整理造册。

“完成不了任务，我们也只能接受考核。”时小琴说，她认为数据的真实性比考核得分更重要。

对重性精神病的调查，也常常让医护人员遭遇白眼。一些人被查出患有或疑患精神疾病，但家属却认为，医护人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并抵触排查。

在北林路社区，医护人员马培新找到一个病人的家庭时，病人的女儿态度并不友善，她质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父亲有精神病的?”

韩明就是在这轮排查时被登记在册的。马培新找到韩明时，他的父母都不在家。马培新递了 一 颗 糖 去 哄他，才问到了他的姓名，还拍了照片。

马培新说：“其实他这个病，也不能算是重性精神病。”她认为这可能是小时候脑瘫 、智力发育不全或者智障造成的一些问题，多方面原因都有。

南都记者访问了韩明的家人。他的家人承认，他们此前曾带着孩子在郑州八院治疗，孩子被诊断为抑郁症。在马培新这次造访之后，他们接到了两次询问病情的电话。

在马培新的重性精神病的排查档案中，非在管一栏中，还登记了一名空姐。这名病人告诉南都记者，她从飞机舷梯摔下来后伤到了头部，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具体表现为很容易忘事，偶尔会莫名其妙地发呆。在八院接受治疗后比以前好多了，并不影响正常生活。

“但是为了凑人数，我们还是将她写上了。”马培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