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雷说，被确诊的初期，每个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是他们心理最脆弱的时候，很容易想不开、容易钻牛角尖。有的人甚至崩溃了。

　　艾滋病感染者普遍都会感到无助。在听了《法制日报》记者转述的关于刘进和风雷的遭遇后，天津志愿者陈冬给记者拿出了数据为证——在他接触的千余名感染者中，有50%的人选择沉默。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家人和周围的朋友。

　　风雷就曾对记者这样说过：“我没有告诉家里人。我姐姐也只知道我是同性恋。”

　　社会的歧视和孤立，加强了艾滋病感染者的边缘感；消极和孤独又会加速摧毁艾滋病人的整体免疫力。

　　一些感染者的机会性感染都是双重感染，比如同时感染淋病、梅毒、乙肝等。因为抵抗力差、心情不好，感染者机会性感染治愈的周期要比正常人长许多。

　　因此，适当的心理干预，至少能够延缓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有更长的存活期。

　　在确诊初期，如果有社会学者或心理学者立即介入，让感染者能有一个疏导的出口，可以帮他们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不去再感染别人。但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干预在中国是缺失的。

　　回忆4年前刚被确诊的情形，刘进说：“我当时不敢相信，根本不可能啊！”后来刘进才知道，他在外地打工时找的新女友，是艾滋病感染者。

　　“得了这个病，一想到85岁的奶奶和14岁的女儿，眼泪就往下掉。”刘进觉得那时候自己像神经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