榄核镇子沙村的一处蔗田里，一边是未售出的甘蔗，一边是栽下两月的蔗苗。蔗农何先生说：“希望来年能卖个好价钱”。

　　■深度

　　昨天的广州出现了今年入夏以来的首个高温黄色预警，35℃炎热的天气加速了果蔗的回糖空心。昨天下午，记者在榄核镇果蔗种植面积最大的子沙村看到，一排排齐人高出1米多的黑皮果蔗在高温的炙烤下，根部已经开始变红。子沙村村长何军伦告诉记者，变红的甘蔗已经不能再吃，只能催着农民尽快砍蔗清园。

　　在番禺滞销的果蔗中，还有1530亩果蔗都是类似的黑皮果蔗。这边是果蔗滞销，那边却是新苗再扩种。据不完全统计，番禺今年新种下的果蔗苗比去年又扩大了6000亩。

　　一边是果蔗的迟迟滞销，一边却是明年新苗再扩种！果蔗为何陷入“扩种—滞销”的循环怪圈？明年新的果蔗收成会否又陷入困局？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靖在得知番禺农民仍然在扩大果蔗种植面积的消息后，大呼农民太冒险。然而，村民们并不愿意放弃“继续种植果蔗”，多位受访村民认为，种植甘蔗仍是目前效益最好的经济作物之一。这种利润导向让他们更愿意“博”一回。

　　【现象】这边果蔗难销 那边扩种新苗

　　在子沙村蔗田田头，沿公路的两旁蔗田里，不少田地一边是未收成的老蔗一边是新种下的新苗。而不少未收成的果蔗根部已经齐刷刷的抽出新芽，子沙村村长何军伦痛惜地说，这些甘蔗基本没法再吃，不能卖了，只能砍掉做肥料。

　　记者了解到，受甘蔗收成季节规律影响，今年滞销的2490亩果蔗中有1530亩果蔗是已经过了收割季节的黑皮果蔗。番禺区农业技术推广办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黑皮甘蔗不能再等了，甘蔗基本上过半变红、已经无法销售了。

　　然而，一边是果蔗的迟迟滞销，面临着部分果蔗要直接砍掉的可能，一边却是继续扩种新苗。记者从番禺区获悉，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新种下的果蔗苗已有约7.6万亩，比去年的种植面积扩大了6000亩。

　　为何一边是滞销，一边仍在扩种？“政府只能是引导，最后还是由农民根据市场自主选择。农民们之所以不愿意放弃果蔗是因为果蔗的利润比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利润高出许多。”

　　番禺区农业技术推广办的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水稻的毛收入大概3500-4000元左右，加上每亩1300元的政策补贴，一亩水稻的毛收入大概是4800元—5300元左右。但这个收入远比不上果蔗。通常果蔗的收入来自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果蔗本身的销售收入，大概每亩纯利润5000—10000元/亩不等；一部分是甘蔗地里可以套种辣椒、毛豆等，每亩大概可以增收1000元；另外还有一部分是蔗种的收入，大概每亩甘蔗蔗种收入1000元左右。整个纯利润收入下来达到水稻毛利润的几倍。

　　【分析】农民对市场预期滞后 销售流通环节缺统筹

　　“如果农民是在没有明确订单和销售渠道的情况下，就扩大果蔗种植面积，风险太大了。”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靖在得知番禺农民仍然在扩大果蔗种植面积的消息后，大呼太冒险。

　　胡靖分析认为，与糖蔗相比，果蔗的风险程度更高。一方面，果蔗主要用于零售，很难出现像糖厂一样的大客户，销售渠道更加分散；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水果，果蔗的替代性更强。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农民盲目扩大种植面积，正是农民对市场预期存在悖论的表现。”胡靖解释说，悖论存在于单个农民的理性与整体农民的理性之间。“如果某个农民正确地预估了市场，认为应该多种果蔗，那么他一个人扩种能带来好的效益。但如果全部农民都扩大种植面积，就有可能出现供大于求，带来滞销问题。”

　　胡靖分析，在果蔗大面积滞销的背景下，番禺农民仍然扩大果蔗种植面积，一方面是抱着冒险的心态试一试；另一方面也因为农民种植农作物有一种惯性。“常年种植某一种农作物后，农民有了种植经验，也积累了相应的生产资料，如果改种，可能又得白手起家。”胡靖说，在市场面前，农民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力量是有限的。

　　“番禺果蔗滞销并不是单一的现象。荔枝、砂糖橘、香蕉等农产品都遇到过滞销的问题。”在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看来，近年来，珠三角地区农产品出现的周期性过剩问题，也与长期以来农产品流通环节缺少统筹协调有很大关系。

　　“市场风险难以预料，汽油柴油一涨价，物流就会不顺畅，农产品收购就会跟着受影响。”王先庆认为，农产品流通包括包装、保险、运输、批发、零售等多个环节，但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行情。

　　“‘三农’问题关注了这么多年，但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方面，流通方面的关注甚少。”王先庆认为，如今农民的生产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生产后如何销售、如何卖个好价钱、如何对农产品进行预加工等流通环节出现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过统筹规划，致使农民被动地应对市场，从而加大了风险。

　　【建议】建立合作社 实现农超对接

　　“农民个体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太有限，一点风浪就能把他们打翻。”胡靖认为，在农村建立综合性合作社，成立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实现农民群体而非单个农民与外部市场的对接，将能大大降低农产品销售风险。

　　胡靖表示，目前中国农村虽然也成立了相应的合作社，但与日本、韩国等地的综合农协相比，我国的农村合作社局限于专业性合作社，多针对某一具体项目和某一具体环节。

　　“从产前、产中、产后多个环节统筹整个农业系统，在生产者与收购者之间搭建平台，实现整个农业系统的统筹协调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胡靖提出，综合性合作社的建立，不仅能引导农民跟着市场走，还能将区域内的农民组织起来，促成规模生产，从而有效地实现农超对接。

　　王先庆则认为，农业生产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农民很难靠个人的力量对市场做出合理的预期，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