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微健康网消息：这些年医患关系紧张，很多人把矛头指向医护人员。对此，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认为医护人员表面上看是医患冲突的制造者，实际上是受害者。
　　
　　新医改方案公布至今已近3年，公众满意在哪儿，不满又在哪儿？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进行的医患关系调查研究给出了答案——总的来说，大家满意的是“人”，不满意的是“钱”。研究表明，居民对就医体验基本满意，对医护人员的服务尤其满意，但对就医总费用、检查费用、药品费用不满，甚至认为比以前更差。
　　
　　“患方不满的内容并不是医护人员，他们不满的问题，如费用，通常来自制度安排。”主持此项调查的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说，“由于医护人员是医疗体系的窗口，就被推到了冲突的前端。医护人员表面上看是医患冲突的制造者，实际上是受害者。”
　　
　　对医疗活动最不满意的群体主要是城镇低收入者
　　
　　中国青年报：从调查来看，公众如何评价本轮医改的成效？
　　
　　邱泽奇：总体上比较满意，满意度超过60%。大家满意的前三项是：加强公共卫生措施，更好地预防疾病；提高便利程度，让看病变得更方便；改变取药方式，让人们取药更便捷。有就医体验的人群，满意的前三项是：设备条件；取药的便利程度；检查的服务态度。
　　
　　大家不满意的，都跟钱有关。在有就医体验的人群中，不满的前三项是：就医总费用、检查费用和药品价格。还有一个大家比较不满的地方，是报销不及时，以及报销比例不高。这些都涉及钱的事儿。
　　
　　中国青年报：这是为什么？
　　
　　邱泽奇：患方不满的内容并不是医护人员，他们不满的问题，如费用，通常来自制度安排。现在整个医方成为商业集团，患方被动地成为不愿消费又不得不消费的消费集团。在这个模式中，医方可以不受约束地获取垄断利润，又可以运用医患关系中的知识、信息、能力不对称，将责任减到最低。患方则不得不被动接受医方提出的所有条件。
　　
　　中国青年报：调查描绘了对医疗活动最不满意的群体——非农户籍、年收入1.2万元以下、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或以下、已婚、60岁以下、无工作等。针对这个群体，我们可以有什么作为？
　　
　　邱泽奇：这个范围内的群体，是城镇的中低收入者，主要是低收入者。他们对收入和支出变动的敏感性远大于其他群体。在农村，新农合的实施及患方对医疗活动的低需求，使得患方在费用上的敏感性较低。也可以说，在农村人口现有医疗需求的条件下，农村的医疗保障要好一些。
　　
　　对于城镇中低收入者，我们可以在城镇现有医疗保障体制基础上，专门针对他们建立类似新农合那样的保障机制，让他们交少量的钱，获得更多医疗保障。把最不满意群体的问题解决了，整体的满意度就会提高很多。
　　
　　医护人员对医患关系的评价比患者更低
　　
　　中国青年报：卫生部部长陈竺说，中国要想破解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离不开600万医生的理解和支持。但这次调查中，有超过40%的医护人员表示压力巨大。他们的压力来自哪里？
　　
　　邱泽奇：首先是执业安全的压力。万一出了事，任何患者找上门，都将是他一辈子的麻烦，所以医护人员时刻都要小心翼翼。另外，执业环境的压力。同行、同事之间都有竞争，既要看好病人，又要做研究、发文章，还要竞争职称，否则待遇上不去。
　　
　　我们调查发现，医护人员对医患关系的评价仅60分，低于患者的评价。这是因为他们对和谐医患关系的期待高于患者。他们希望患者给予他们更多尊重，希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
　　
　　中国青年报：有人发现，在医改的这几年，医生多数时候更愿意沉默以对，显得有些被动消极。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
　　
　　邱泽奇：因为他们没看到更好的出路，就像正在探索中的公立医院改革，没在体制上让他们看到可以改变现状的出路。医生希望知道的是，他们提高收入的机会在哪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在哪里？是不是依然需要为职业发展甚至生命安全，不得不做有悖医德的事情？所有这些，他们还无法预期。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要让他们得到足够的社会地位，以及至少中上水平的收入。所以，我们还需建立合理的医生薪酬分配体系。比如，在目前的就医总费用中，药费贵、检查费贵，但诊疗费便宜。这是完全不合理的。药和设备是批量生产的产品，而只有医生的诊疗活动才是针对患者的个性化服务，最能反映医生的专业水平和智慧。滑稽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个最需要激励的活动，在医疗总费用中几乎完全被忽略。医生不能通过智慧获得激励，却要从批量化生产的药品和设备的消费中去分成，这难道不滑稽？
　　
　　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现有制度安排把医方患方放在了利益争夺的两极
　　
　　中国青年报：您曾提出人们对医患关系的理解过于狭窄。我们对于医患关系有哪些认识误区？
　　
　　邱泽奇：医患关系中包括两个群体，即医方和患方。所谓医方，应该包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卫生机构、医生、护士、医技人员、管理人员等；患方，应包括患者、患者亲属、监护人等。但现在很多人认为，医患关系就是医生个人跟患者个人的关系。
　　
　　医患冲突的根本诱因，是现有制度安排把医方和患方放在了利益争夺的两极，形成了所谓的“零和利益结构”——我掏一分钱，你就挣了一分钱，你挣了一分钱，我就少了一分钱。在这种结构下，不冲突是不可能的。很不幸，由于医护人员是医疗体系的窗口，自然就演化成了人际关系层面的直接冲突。从表面上看，医护人员是医患冲突的制造者，实际上他们是受害者。
　　
　　中国青年报：这对于我们认识医患关系有什么启示？
　　
　　邱泽奇：我们应该从整个医疗体制来看待医患问题。遗憾的是，患者很难做到，对他们而言，“谁给我看病我找谁”。其中，媒体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媒体对医患冲突的报道，需要有更公正的视角和更细致的事实，如果简单地告知高医药费用、医患冲突等，很容易误导受众，把个人的行为简单化地推及整个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不少患者存在心理误区，在求医过程中“看贱”自己健康甚至生命的价值，希望越便宜越好，甚至不花钱看病最好；一旦产生医患冲突，甚至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又认为健康甚至生命是无价的，要医方赔偿很多钱才行。这就是对健康或生命价值的“逻辑悖论”。我认为，患者应摆正心态，对健康或生命既不能“看贱”也不能“看贵”，要跟医生达成共识，要相信大多数医生在职业道德上是可信任的。这就要求医患双方有足够的沟通。而现有医疗体制下医患双方的利益争夺，把信任感完全都破坏掉了。
　　
　　中国青年报：在当下，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邱泽奇：改善医患关系，本质上是要重塑适合中国社会的医药卫生体制。比如，如果我们有一个由患者“可授权”的查询系统，病人只要告知健康诊疗号，医生就可以从系统中获得患者全部的就医状况和病史甚至健康史，就可以在一定意义上避免过度检查及检查费用高的问题。再比如，我们有可征信的医患行为评价系统，就可以约束医患双方的不良行为，在社会层面建立起管理监督机制。政府作为公权力机构，应该做这件事，也可以改变目前一些舍本逐末的做法。
　　
　　中国青年报：什么是“本”？
　　
　　邱泽奇：所谓“本”，就是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医药卫生活动本应是公益性的，不应追求利益最大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重塑机制，例如实行医药分家。医药分家的本质就是要医疗活动回归公益性。不仅是医药分家，医技也应分家，甚至医护都应分家。这样，医方作为服务提供方，他们之间会有竞争，患方也可以有更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