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　
　　市场化猜想
　　
　　如果现有的模式只能“维持”，那么市场化运作是否能拯救疗养院们的财务状况？
　　
　　毗邻疗养院密集区的就是传说中的“刘庄”，这是在京津唐地区小有名气的“家庭旅馆村”。刘庄是在北戴河区城市化进程中，被占地的农民集中居住的城中村，这里的房子大多为三层自建小楼。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游客进入北戴河，刘庄的家庭旅馆开始兴起，如今刘庄的农家乐已经形成了一条吃、住、行、玩完整的产业链。
　　
　　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刘庄的旅馆老板们已经学会了互联网营销，营销手法也已经很“国际化”和实用：宣传一般是由游客或写手来实现；在游客到达北戴河车站时，老板可以派车来接；住下来之后，老板会询问你几天的行程，并适当做一些介绍和推荐，在老板家中，你可以直接预订去景点的统一大巴和门票，这些都是免费服务；旅行结束后，老板会帮你订回程的火车或汽车票，甚至会送你到车站去。
　　
　　在北戴河区，大约有9万个旅游床位，其中8万个床位是各大休疗养院和宾馆所有，家庭旅馆约占1万个床位。然而，在北戴河区旅游住宿的经济产值中，疗养院的产值只占40%，其余60%的产值是由家庭旅馆和私人宾馆所产生。
　　
　　“来北戴河疗养院的人并没有对北戴河的经济有多大拉动，最多就是支付了景点的门票。”一位疗养院的院长对记者坦言，绝大多数疗养院还需要上级单位给养，因此增值税微乎其微，再加上每年的营收非常有限，上缴的营业税也是非常有限。
　　
　　北戴河区副区长孙谓青分管旅游，他表示，“在北戴河，疗养院占据着最优质的资源，只有把它们的潜力激发出来，北戴河旅游业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
　　
　　那么，各疗养院的想法是什么？
　　
　　“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讲，这个小小的海滨度假区容不下这么多的宾馆，如果疗养院演化为对外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主体，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绝大多数会死掉。”一家疗养院院长对于市场化的后果如是猜想。而这样，不仅会带来疗养院原有职工无法安置等社会问题，整个北戴河区旅游产业都会重新洗牌。
　　
　　这成了一个不能触动的地雷。
　　
　　“当前很多疗养院依然肩负着中央首长、部委领导和退休老干部休疗养的社会职能，改制之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位疗养院负责人表示。因此，即使以后每年疗养院的成本会逐年递增，各机关也得背着。
　　
　　一家疗养院的院长表示，其实从资产管理的角度，各机关、部委也不会轻易触动这块资产。“你想，这是一块资源，有谁想让自己手里的一块肉白白地丢掉”。
　　
　　实际上，在北戴河驻扎几十年，各个机关疗养院的资产已经实现了成倍的增值。曾经，某一疗养院的固定资产投入为上千万元，在经过两次新建和整修后，总投入达1亿多元，如今，单从固定资产和土地增值来看，一位负责人透露，这个疗养院的资产已经超过了4亿元人民币。
　　
　　然而，作为国家拨给的专项资产，疗养院的土地和房产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出售。即使如何增值，这些日益老化的房产每年需修葺和翻新的资金还得投，增值的价值却是看得见，摸不着。
　　
　　有限市场化？
　　
　　“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帮助和引导疗养院对自我提升改造。”
　　
　　对于各机关疗养院，北戴河区政府的想法似乎是：在可行动的尺度下推动疗养院的市场化、产业化。
　　
　　比如，在晚清时期，北戴河曾修建起大量西式别墅，如今这些别墅都在各疗养院大院内。为此，政府希望借助“别墅文化一线游”的概念，将所有的清朝民国时期的别墅建筑组成一个游览项目。
　　
　　然而，这得经过众多疗养院逐一点头，最后还要经疗养院各上级机关的同意。
　　
　　为此，北戴河区政府费尽心思。“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帮助和引导疗养院自我提升改造，把它们小而全、各自为战的体系逐渐转变为组团式、相互支持协调的产业格局。”在分管旅游后不久，北戴河区副区长孙谓青便形成了自己的思路。
　　
　　孙谓青勾画的是整个北戴河高端旅游休闲区的蓝图。北戴河区近期将有三大项目启动——一家五星级酒店、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一个葡萄酒堡，分别填补北戴河旅游在高端接待能力、休闲体育和高端消费上的空白。
　　
　　他说，要让各疗养院实现功能互补，让各家疗养院风格特征凸显，档次提升，从而吸引一些高端人士进入北戴河，将北戴河冬天“静”的感觉、浪漫的氛围营造起来。
　　
　　“近年来，北戴河要从以海景为吸引力的观光旅游城市转化为宜居的休闲城市，以将短暂的夏季游览转化为全年的度假、休闲旅游。”孙谓青说。
　　
　　他也很清楚，对于疗养院的推动，“可能区政府的力量要弱一点”。他最近在考虑组建一个能将疗养院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引导各个疗养院参与市场，推动它们完成内部的协调和整合，共同参与北戴河旅游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疗养院是我们的宝贵资源，疗养院与我们区是肝胆相照。”孙谓青强调了疗养院与区政府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