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作坊老板被指被殴打虐待致死智障工人
一家豆腐黑作坊,肮脏混乱的操作间。
徐庄村一豆腐黑作坊内,两名智障劳工正在劳作。
舒新红死了。他是一名智障人士,受雇于通州一家豆腐黑作坊,老板是湖北云梦同乡。
尸体火化了。虽然同为智障劳工的妻子满身伤痕,称舒新红是被殴打虐待致死,但因无法尸检死因成谜。
记者调查舒新红生前受雇的豆腐坊,发现附近仍有多家豆腐黑作坊经营,多名智障人在里面做工,他们身上也有伤痕。
目前,警方、劳动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
“救救我”,电话中传来智障儿子呼喊声。
11月18日,湖北省云梦县城垸村的舒文忠,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
39岁的智障人舒新红和妻子,在通州台湖镇徐庄村一家豆腐坊做工,老板是同乡的田建军夫妇。
19日下午,舒文忠得知儿子舒新红已经死了,尸体正在运往老家的路上。
面对儿子的尸体和满身伤痕的儿媳,舒文忠不相信田建军给出的死亡原因——舒新红突发心肌梗塞,吃饭时哽死了。
老乡雇智障夫妇进京做豆腐
11月20日,新房外墙的红砖垒到第六层时,舒新红回家了。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行驶一千多公里,从北京通州返回湖北云梦。车内花花绿绿的棉被下,舒文忠看到了儿子的尸体。“头发和胡子都老长了。”舒文忠说,比几个月前离开家时还邋遢。
1972年出生的舒新红,是舒文忠的长子。舒文忠说,儿子出生后不久,发高烧烧坏了脑子成了智障,听不太懂别人说话,情绪不稳定。
1999年前后,经村里人介绍,舒新红娶了杨小兰,也是一名智障人士,舒家人说情况比舒新红好一些。
虽然脑子有些问题,舒新红还是能干体力活,曾去过亲戚的工地上打工、背水泥,每背一袋水泥上一层楼挣一块钱。妻子杨小兰在家务农,在两亩八分的耕地上种棉花。
舒文忠回忆,今年年初,本村做过干部的程桂元找到自己,问他愿不愿意让儿子和儿媳去打工,程桂元的女儿和女婿在北京做豆腐,舒新红夫妻俩一年可得工钱1.8万元。
“上北京,好。”舒文忠问儿子时,舒新红当即答应。
2月7日,正月初五,舒新红夫妇随田建军夫妇奔赴北京。
舒文忠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却想不到这是他与儿子的最后一面。
智障儿子电话里喊“救救我”
舒文忠原以为做豆腐的活怎么也比背水泥轻松,再说还是给老乡干活。
儿子儿媳离家的9个多月里,舒文忠接到田建军四五次电话。“两个孩子都不会用电话,都是老板打来的。”舒文忠说,多是田建军抱怨儿子不好好干活。每一次舒文忠都是安抚儿子,劝他听老板的话。
今年11月初,舒文忠将两间老房子推倒了,打算重新修建。“人家都盖楼了,我家没钱。”舒文忠说,他也打算盖两间新房,一间给儿子舒新红,一间是老两口自己住。
为了盖房子,舒文忠从程桂元手里拿了1万元钱,他说,这是儿子出门打工时,田建军夫妇许下工钱中的一部分。
新房还没盖好,11月19日,舒文忠就接到了儿子的噩耗,通知他的还是程桂元,“舒新红断气了”。
而一天前,舒文忠在电话里听到儿子的声音,“喊了一声救救我”。
对于这个电话,田建军称,由于舒新红不干活,他想把舒新红打发回家,“为了吓唬舒文忠,教给舒新红说‘救救我’”。
舒新红尸体到家当天下午,田建军的妻子程爱平带着杨小兰乘火车返回老家。
儿媳杨小兰的变化让舒文忠更加怀疑儿子的死因。
儿媳称豆腐坊内遭殴打虐待
按照舒家人的说法,杨小兰像是变了一个人。
此前100多斤的体重,此时只有七八十斤。家人拿出杨小兰在2009年办理的第二代身份证,照片中是圆脸,双颊有肉,如今的杨小兰的脸型变得细长。
更严重的是,杨小兰的手脚肿胀、皮肤开裂、生有皮疹,左右脸颊及右腿迎面骨处有淤青。
11月21日,杨小兰被送入云梦县医院住院治疗。除了外伤,医生起初还怀疑化学性中毒症状,将杨小兰送入肾病科。经检测杨小兰的肝肾功能正常。
“肝肾功能正常不代表没有中毒,中毒到一定程度才会影响肝肾功能。”杨小兰的主治医生称,县医院的设备和条件尚无法确诊中毒。
11月30日,杨小兰仍然躺在病床上,低烧不退。
她称,手脚肿胀是做豆腐泡的,其他的伤则是老板和老板娘打的。在田建军夫妇的作坊中,她和丈夫舒新红每天凌晨4点左右便被叫起床,做磨黄豆、清洗等活儿,直至晚上11点左右才睡觉,“有时一顿饭只是一两个馍”。
杨小兰称,由于太累,她和丈夫有时不想干活,或者只是干活动作慢了一点,田建军夫妇便对他们施以拳脚。丈夫舒新红遭到田建军的殴打后卧床不起。死亡四五天前,舒新红不想干活,被田建军从床上拉到了地上,用脚踢。杨小兰试图护住丈夫,却遭老板娘扇耳光。
对此,田建军否认殴打舒新红夫妇,杨小兰身上的伤是“自己跑到院外林子摔的。”
田建军说,他家豆腐坊早上5点起床干活,一般下午4点左右活就干完了。但舒新红干活磨蹭,“正常人五分钟能刷好一个桶,他需要干六个小时。”
鲍姓姐弟在通州与田建军夫妇同在一个院子做豆腐。对于舒新红夫妇的是否挨打,12月3日,鲍家弟弟先说“自家孩子犯错还会打几下,这没什么。”随后又改口称,是杨小兰自己从柴垛上摔下来弄伤的。
12月3日,徐庄村一豆腐黑作坊内,一名智障女劳工正在做豆腐。
11月30日,死亡智障劳工舒新红的妻子在医院接受治疗,她身上满是伤痕。
豆腐坊老板赔15万未追刑责
对田建军给出的“舒新红突发心肌梗塞,吃饭时哽死”的说法,杨小兰也不认同。
她称,丈夫是因经常遭到殴打导致死亡。舒文忠说,儿子以前身体强壮,从事背水泥上楼的工作,没得过什么病,“突然人就没了,很奇怪”。舒新红的弟弟也称,哥哥尸体的背部、肋部有疑似瘀伤。
但田建军坚持称,11月19日10点多,他家中午饭吃得早,舒新红发心肌梗塞,吃饭时哽死了。
对此,鲍家弟弟称,舒新红不爱干活,死亡前几天,舒新红因感冒,看上去萎靡不振,“19日上午,他(舒新红)媳妇杨小兰给他喂饭,呛住了。死后田建军把车开进院子,把舒新红拉回了湖北老家。”
《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规定,火葬地区内死者的遗体应当在本市内火葬场火化,禁止运往外地。外地来京人员在本市死亡后因特殊原因确需运回原籍的,必须经遗体所在区、县的民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遗体存放单位不得放行。
对此,田建军说,舒文忠要求见儿子一面,他才冒着风险将尸体偷运回来。而舒文忠称,田建军的岳父程桂元告诉他儿子尸体在北京没地方放,准备运回湖北。
11月21日前后,舒家因对死因有异议,向北京通州警方报警。
通州警方表示,接到报案时,尸体已经被运回湖北。通州警方与湖北警方联系,由云梦县警方予以配合调查。
与此同时,舒家与田建军夫妇也开始谈判,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参与协调。
11月22日,双方签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田建军夫妇同意赔偿舒新红亲属15万元,并承担杨小兰在县医院住院治疗的费用。此后,舒家不得向田建军夫妇提出任何要求,包括赔偿要求在内。
11月24日,按照当地风俗,舒家请了亲朋好友一顿酒席。三天后,舒新红的尸体火化。
如今,舒文忠看着为儿子刚开始盖的新房,觉得儿子的死尚有冤屈。
舒家人认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压力下,他们才没有提出尸检要求,致舒新红死得不明不白。而云梦县警方则称,舒家人不同意警方进行尸检,警方亦无可奈何。
最终,云梦县警方认定,家属对于死者的“死因无疑义”,即舒新红并非属于非正常死亡,没有进行刑事案件的立案,并依此回复了通州警方。田建军、程爱平夫妇自然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探访
查抄黑作坊三智障工身现伤痕
通州徐庄村存在多家豆腐黑作坊,3名受雇的智障人士称“不干活就挨打”,警方介入调查
赴湖北云梦调查智障劳工舒新红死因的同时,本报记者对舒新红生前受雇的豆腐坊进行探访,发现附近4家豆腐坊仍在生产,老板多是来自湖北云梦。工商等部门检查均为无照经营,查抄时发现3名智障人士受雇于黑作坊,3名智障人士也都来自湖北云梦,他们都称遭到殴打虐待。
一位曾在北京做了四五年豆腐的云梦县人士坦言,做豆腐的确很辛苦,“很难雇到人干活。”
村边神秘的豆腐坊
11月29日,通州区台湖镇徐庄村东南角,一片红砖房隐藏在茂密果林间,几缕青烟袅袅上升。
这里就是智障雇工舒新红死亡的地方,村民眼中“徐庄最不显眼的地方”。
村民们说,此处原是一片果园,五六年前果树被拔,地被承包,后来地上盖成房,“说是看护果园的房子,其实都租给了外地人。”
“这两年住的都是做豆腐的。”村民们说,豆腐从来不卖给村里人,做豆腐的人也从不跟村里人接触,“做的豆腐和做豆腐的人都很神秘。”
舒新红的死,村民们也有耳闻,“听说是智障人,但不知怎么死的”。村民们称,事后有警察封了一家豆腐坊,“那几天都不冒烟了,这几天又开始冒。”
密林里的这片红砖房分作两排,每排20余间房屋,灰色的大铁门加装在两排房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院落。
记者多次敲门,院内无人应答,只有七八条大狗狂吠不止。
徐庄村一家饭店老板透露,每天早晨四五点钟,他出外采办原料时,常见一辆厢式货车驶入红砖房附近。
11月30日凌晨5点,红砖房院内灯已亮起,一辆白色厢式货车驶来,径直开到大铁门前。铁门打开,院内十多人动手往货车上搬十余个白筐。
半个小时后,厢式货车驶离。
黑作坊产“黑豆腐”
“做好了豆腐,会有车来收。”12月3日,记者以收购豆腐名义进入这个封闭的院落,一名工人对记者说。
每天早晨四五点,大洋路市场的货车都来拉豆腐。
记者发现,这个院内共有4家豆腐作坊,其中3家作坊都在生产。最南头的一家作坊停产,正是舒新红生前所在的豆腐坊。
每家作坊都有一台磨浆机,两口大锅,数个大桶和大筐。每家的操作间都可以用污水坑来形容,水泥地面上千疮百孔,大个的窟窿可以容得下成人的脚,其间溢出的豆浆和污水横流,工人们都穿着雨鞋工作。
一家豆腐坊的操作间内,两名浑身溅满豆浆和豆渣的工人正在熬制豆浆。
灰烟遍布的大锅,灶底灰烬不时腾起,锅内豆浆上漂有明显灰烬。烧火工人拿手直接伸进锅内试温,并随手将灰烬拿手舀出甩在地上。
“我们都是从云梦老家出来做豆腐的,没有白作坊,只有黑作坊。”这家作坊的老板说,这个院内做豆腐的,都是湖北云梦县人。
院中最大的一家作坊,女老板姓鲍,她自称是该院最早做豆腐的,已有两年了。记者询问智障雇工舒新红一事,“我家不用智障人,智障人能干活吗?”鲍老板回答很干脆。
聊天间隙,记者看到鲍老板作坊内两男一女,始终埋头干活,他们目光呆滞,动作不便,几乎不说话。
其中一名看上去50来岁的工人,戴着一副红色塑料手套,一个劲儿在刷煮豆浆的大锅,上半身几乎都探进锅里,几次差点栽进锅里。记者多次想靠近他们,均被鲍老板拒绝。
12月3日中午,记者将徐庄村豆腐作坊情况举报。台湖镇经济发展科、镇工商所、城管等部门随即联合执法,将院内正在生产的3家及院外1家豆腐作坊的磨浆机、豆腐等查抄。
执法人员表示,经查该院内的豆腐作坊均无任何证照,都是黑作坊,今年6月查抄一次,8月一次,现在是第三次查抄,“每次查他们都说回家不干了,转眼又开干。”
黑作坊雇用智障人
正当执法人员查抄黑作坊时,鲍老板带着自家作坊两男一女三名工人想匆匆离去。其中一名看上去不到20岁的男工走路明显趔趄,表情呆滞,对满院的执法人员未看一眼。紧随其后的一名看上去50来岁的女工不时傻笑。
记者迅速追上,鲍老板见状迅速离开。
走路趔趄的年轻男工不住摇晃脑袋,嘴里嘟嘟囔囔。记者询问姓名年龄等,男工说叫“小明(音)”,嘟囔了近两分钟,也无法说清年龄。
“小明”身上的深色棉服没有纽扣,衣服对襟都用线绳拴起,站在雪地里不住发抖。
“他是傻子。”“小明”身边一名50多岁的男工摇晃着头插话。
这名插话的男工,自称1971年生,只知道自己是湖北云梦县人。记者询问具体住哪,该男工脸上不住抽搐,想了一会儿,突然将戴着的红色塑胶手套脱下去挠头。
随着手套脱下,院门口围观的村民瞬间惊呼起来。
这名男工的手肿胀如发酵的面包,手掌苍白,关节变形,皮肤已被完全腐蚀,整个手掌像是被石膏裹了厚厚一层,明显是长期被水浸泡所致。
“他们三个都是智障。”豆腐坊鲍老板的弟弟说,“女工是我亲姐姐,年纪大的男工是我姐夫,小男工是他们的孩子。在家讨饭都讨不来,我可怜他们,把他们带来做豆腐。”
就此,记者向三名智障工人求证,女工缄口不言,年长男工称,自己姓茅(音),“小明”姓师(音)。而“小明”对于“和老板是否为亲戚”,更是嘟嘟囔囔说不清。
智障劳工称常遭殴打
“不干活,要打,想回家。”年长的智障男工说,每天早上4点半开始干活,要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左右才能睡觉。
记者向“小明”询问其是否挨过打,“小明”闻言猛地往后瑟缩了一下,一只手本能地去抱头。随即,他低下头指指头上,一条红色的伤疤赫然留在头顶。
“小明”挽起袖子,双臂上都有明显旧伤。他又弯腰卷起裤脚,右腿上一条长约一寸的伤口尚未完全结痂,“天天打,这儿,前天老板打的,用大棍子。”
“小明”指身上伤口时,旁边的女工突然一手掩面,无声哭了出来,看到其他豆腐坊的老板走来,又迅速拭干眼泪。
对“小明”身上的伤,鲍老板的弟弟称,是替“小明”搓澡时弄伤的。
年长的智障男工称,豆腐坊老板答应每月给1600元,当记者询问工资是否按时发时,他和“小明”同时摇头。
对于智障工人的工资,鲍女士此前一直三缄其口。
现场联合执法人员发现雇用智障劳工情况后,联系通州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的人在忙其他事,周一会专门到徐庄村处理这事。”
此时,鲍老板女儿再次要求将3名智障劳工带走,“带他们去吃饭。”
随后,记者将该情况举报至通州警方。民警和劳动监察部门人员赶到现场,已经找不到3名智障劳工。
截至昨晚,民警和劳动监察人员仍在寻找3名智障劳工和雇用者。通州次渠派出所表示,警方会坚持找到他们,若真存在殴打虐待智障工人行为,警方将立案调查。
记者采访中,多个消息源称,在智障劳工舒新红死前,一名60岁左右的智障老人,也死于这个神秘院落中的黑作坊。舒新红的妻子和“小明”等智障劳工称,智障老人是黑作坊雇用的,也经常遭到殴打,死后“像舒新红一样运回老家,赔了几万块钱”。
对此,鲍老板曾说,不清楚智障老人是哪家豆腐坊的,“听说是喝酒喝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