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但一项由国家疾控中心和联合国世界劳工组织共同发布的调查报告却呈现惊人数据——“艾滋感染者在综合医院进行非急症手术的拒绝率是100%”。

　　他们为何会被综合医院拒绝?如此严重的就医歧视症结在何处?如何打破就医歧视?长期从事艾滋病研究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景军坚持认为，破解艾滋病感染者的就医歧视，是打破目前我国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歧视的关键。

　　“做了十年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现在进入几乎绝望的状态!”景军，现任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5年，景军将艾滋病感染者就医难的困境告诉了《健康时报》副总编赵安平，赵安平将信将疑，提着两个药瓶走访了北京市的六所综合医院，告诉医护人员，他是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感冒需要输液，希望医护人员帮他输液，但他在六所医院中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

　　6年过去了，各地的案例依然证明，非指定传染病医院都拒绝为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做手术。

　　自购手术器械也被推诿

　　来自云南个旧一些艾滋病感染者组成的“苦草工作室”，曾在2010年撰写了一份《感染者医疗歧视报告》。其中有一个案例：2009年9月，当地一名42岁的女性感染者因妇科病到常规医院妇科就诊，接诊医生一开始对她十分热情。她坦诚告知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对方的脸立刻阴沉了下来，第二天告诉她，经过院方研究，可以为她进行手术，但所有的手术器械必须个人购买，仅手术器械的费用就高达8500元~10000元，其他费用另计。

　　院方原以为高额的费用会把这位患者吓跑，但她却答应了。听到回应，医生眉头一皱，然后客套地表示，主刀医生到上海学习了，请她到别的医院试一试。

　　无独有偶，北京爱之方舟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2011年发布的《手术难调查案例》中，也记录了类似的事件。一位33岁的男性感染者在综合医院透析前查出HIV阳性，医生和护士长在里屋谈了一会儿，出来后直接说，“你赶紧走，我们这里不收HIV感染者。”

　　事实上，我国对透析机器都有严格的消毒要求，透析管都是一次性的，透析结束后机器都要消毒1~1.5个小时。在这样严格的消毒环境下，艾滋病病毒肯定会被消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今年则发布了另一项研究报告。调研人员在广西一家综合医院发现，2009年1~3季度，医院共接诊21例艾滋病毒呈阳性患者，其中有15名患者未能手术，6名实施手术的患者均为大出血、心脏病突发等危及生命的急症，而未实施手术的病例则显示“病人放弃治疗”或被转院。景军指出，也就是说，在这家医院，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非急症手术的拒绝率为100%。

　　“不信你们下午可以试试，去北京任何一家非定点医院，说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手术，肯定会被拒绝和推诿，如果不被拒，晚上我请你吃饭。”景军无奈地和记者说。

　　医院认为收治成本太高

　　在综合医院抵触《艾滋病防治条例》相关规定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原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的研究报告指出，医院的借口一般有以下几点：“第一，医院要对其他病人负责;第二，医院自称没有条件收治;第三，医院受经济利益驱使;第四，出台的条例操作性弱”。与此同时，医护人员的主要担心则是职业暴露和防护知识匮乏。

　　景军认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你的亲属透析，虽然透析器已经消毒，但之前被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使用过，你还能逾越心中的恐惧吗?”

　　事实上，在很多地方，一些传染病医院的收治条件尚不如综合医院。“苦草工作室”就有一个案例，一位32岁的女性感染者因为宫外孕需要手术，被当地综合医院拒绝，但当地的传染病医院却没有条件做宫外孕手术，她无奈回去央求那家综合医院。接诊医生回答，“你有两个选择，第一是转院到感染者定点就医医院，第二是你自己在我们这里购买手术器械，等我们做完现有的手术，给你做。”半个月后，患者还是无奈地离开了医院。

　　与此同时，医院认为收治艾滋病感染者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景军说，很多医院认为，收治这样的病人不划算，治疗的器械都要特殊化一次性，还可能必须支付更高额的工资给医生、护士。相应的，虽然条例明文禁止，但并没有说如果医院违反条例，会遭到怎样的处罚。实际的情况则是，全国至今尚无一名医务人员因职业暴露的原因感染艾滋。

　　“在艾滋病防治中，反歧视首当其冲。反歧视必须从医院做起，社会歧视的降低完全取决于医生。家长紧张，孩子会更加害怕;看病时，大夫就是我们的‘家长’。”

　　出路：惩戒、奖赏或教育?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我最讨厌说制度化改变，要等制度改变，黄花菜都凉了。”景军及其他工作者试图找到简洁的“破窗理论”。

　　此前，“阳光医生”项目曾红火一时。该项目专门招募综合医院的医生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进行治疗，最早出现在2007年。2010年，南京地区12家三级医院的20名医生成立了“阳光医生”组织，由此初具规模。

　　可是，很多医生只愿意用个人的名义参加，“很多时候，都是病人快要死了才进行救助。”中国青年艾滋病防治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在景军看来，阳光医生就是找一批心眼好的医生，以少数带动多数，“但手术难的问题只能在应急的情况下解决，比如说这个病人快死了，医院管不了，法律也管不了，只好让少数好人来把这事做了，我觉得这个模式是突破不了的。”

　　那么加大处罚力度能不能突破?景军也认为不妥：“这和食品添加剂不一样，最高法突破食品安全瓶颈的最主要方法就是把你罚死，把你罚出局。但医界不同，咱们国家培养一个大夫要花很多钱。”

　　至于加强对医生的教育，告诉他们只要防护上稍微注意点，戴手套，就可以绝对避免感染，从而克服恐惧心理。景军的回答再显悲观：“你认为有了认知就有用了嘛?知行合一是不容易的，好些人知道自己肥胖了照样吃肥肉，知道自己得肝脏病了照样喝酒。意识早有了，但真做起来就是两回事，很多人更改不了自己的行为，有健康意识不一定有健康行为。医生的歧视也是一样!”

　　陷入“几乎绝望”的景军最后说：要改变艾滋病患者就医歧视，没有简单的破窗理论，目前可能可行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经济杠杆来调整，“目前来说，似乎可以做的就是政府补贴，你医生做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手术，就可以拿三倍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