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药价如同房地产一样暴利，甚至比房地产更暴利，而医用耗材也不遑多让，价格持续走高。

　　每个月第一周的周一，在北京市朝阳区居住的孙大爷都要到北医三院去复查、开药。孙大爷是一位多年的糖尿病患者，并发尿毒症，同时患有高血压等病症。从2008年3月起，孙大爷开始了腹膜透析的生活，起初每天透3次，如今增加到了4次。每个月定期到医院检查、开药。

　　记者查看了孙大爷的费用清单，每次透析用一袋透析液、一个碘伏帽花费40.9元，一天4次共163.6元，一个月4908元，一年58896元。每半年换一次透析管，加上辅助的消毒材料、口罩等共290元，一年2次共881.4元。按照新的计价办法，腹膜透析液属于医疗耗材。那么孙大爷一年透析的材料花费为59777.4元。因为是异地医保，报销比例很低，这些费用已成为孙大爷一家沉重的负担。

　　目前，我国终末期肾病患者数约为100万人，除了小部分做了肾移植手术，其余患者靠血液透析、腹膜透析维持生命。其中腹膜透析病人只占肾病终末期患者的10%左右。以每人每天4次透析计算，10万名腹膜透析患者一年材料花费约为60亿元。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超过2万亿元，仅用3年时间就增长了1万亿元。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重，慢性病人越来越多，我国的卫生总费用将会越来越快地增长，其中医疗耗材的费用也呈现快速增势。

　　国务院医改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宪法说，从2000—2010年，全国公立医院医用耗材的使用量以年均23%的高速度增长。

　　医疗耗材销售主要靠回扣

　　很多患者认为贵的就是好的。而在以药养医的机制下，医生也有使用高价产品的冲动

　　一袋2000毫升的非PVC软包装腹膜透析液，零售价39元，成本究竟是多少?记者曾经参观过一家年产量约8亿瓶(袋)的大输液生产厂家，整条生产线已经自动化，该厂500毫升的塑料瓶葡萄糖大输液产品，出厂价也不过近2元。而腹膜透析液与大输液产品的生产条件要求类似。

　　曾在欧美公司负责医疗器械销售的陈先生表示，国外公司一般都要求产品的销售利润连年高速增长。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公司不断推出新产品，并要求一次性使用，同时定高价，最终实现销售利润连年增长的目标。如一款一次性的吻合器在我国可卖到4950元，而在美国市场价仅为200美元。

　　从事药品、医疗器械销售工作的李女士告诉记者，一种产品对应的厂家可能达到上百家，在如此激烈的竞争态势之下，层层加码推高了产品的费用。例如，一种普通的耗材，出厂价100元，到了患者手上普遍能加价八九十元。

　　很多患者认为贵的就是好的，这种观念导致了一些产品价格虚高。甚至有些国外公司在中国设了厂，但是产品生产出来再到海关转一圈，回来后就成了进口产品。

　　更重要的是，由于以药养医的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医生也有使用高价产品的冲动。这导致了我国使用的大量普通耗材都是进口高价产品。比如进口导尿管、输液袋，其功能与国产的基本一样，但价格却高出很多。

　　李宪法说，医疗耗材主要靠回扣进行销售，管理难度比药品要大。比如人工关节，医生要在手术室打开关节以后，才能确定配型，这时医药代表就需要跟台，及时提供合适的骨关节。这个环节就难以实施监管。

　　天津市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李兰冰说，这种销售模式暴露了价格虚高、整体监管体系不健全、行业信用体系落后、定价机制不够完善、以药养医等问题。医疗耗材不属于普通商品，不能再靠回扣进行销售。我国迫切需要对耗材的生产、流通、使用等全过程实行监管，尤其是对那些基本医疗服务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耗材产品。同时，要对高值耗材进入市场的整个流程进行科学合理设计。

　　降费用须多管齐下

　　集中采购应该有配套改革措施，真正实现量价挂钩，以批量优势降下价格

　　李宪法认为，影响价格的因素涉及生产、流通、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因此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利用市场的调控作用。基于这些原则，国外摸索出了集中采购的办法。

　　今年，河南省以临床常用、价格昂贵且不包含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范围内的医疗器械作为切入点，尝试开展以省为单位的医疗器械集中采购工作。截至7月31日，在全国率先完成了第一批产品的省级集中采购。该批产品涉及45种高值耗材，共有192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2490个产品参加投标，中标1162个。中标价格与招标前全省平均采购价相比，总体下降26.45%，部分品种降幅超过50%。例如，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吻合器由1050元降至200元，降幅80.9%;美国奥斯特美德公司的加强型二维钛网由19138元降至6394.28元，降幅66.58%。

　　从河南的实践来看，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集中招标采购能彻底解决耗材价格虚高的问题吗?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说，用集中招标采购的办法，把采购权控制在政府手里，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医院层面的“回扣”。但是，最终的处方权、使用哪款医疗器械的决定权还是在医生手里。因为医患双方在专业知识占有上存在差异，患者往往很被动，经常是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医生完全可以向患者介绍非采购招标的产品，并以“患者需要”为由要求购买这类产品。这样一来，采购招标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因为使用集中采购招标的药品，医生拿不到回扣，没有动力去推。这是导致集中采购招标屡屡落空的重要因素。

　　李宪法认为，集中采购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应该有配套改革措施，才能真正实现量价挂钩，以批量优势降下价格。

　　江西省卫生厅巡视员刘富林认为，量价挂钩是非常好的降价办法，但在现实中却不易操作。如一种病需要用多少耗材，先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确定患病人数，再按照需求量进行采购。但全国那么多病种，要摸清每种产品的标准价格，并不容易。

　　“必须调整产业结构，砍掉那些低水平重复的企业。如果全国几千家制药企业最后只剩下30家，那么每家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大大降低，违法成本也会大大提高。此外，政府监管也能真正集中，落到实处。如今，厂家多如牛毛，监管确实有难度。而且为了遏制政府乱收费，法律又规定市场抽查检验不得收费，监管部门没有监管动力。于是，厂家觉得反正只有千分之一可能被查到，都想‘浑水摸鱼’。”卓小勤说。

　　他说，如今，医生缺少一个获得合理收入的正常渠道，于是采取其他方式增加收入。现在一些名医的价值与其合法收入完全不匹配。待遇问题不解决，就没法根本杜绝医生吃回扣。

　　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家必须实行综合措施，如建立流通全过程的监管体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加强基础耗材的国产化等，从而最终降下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