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杜甫曾在其8世纪的诗作中提到了‘秋高气爽’一词，但今天的北京证明他错了”——对于前不久北京遭遇的大雾围城，新加坡《海峡时报》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而一场围绕北京空气质量的激烈“论战”也在互联网上展开：由于民众感受与北京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打架”，以郑渊洁，薛蛮子，张泉灵等名人为首的“炮兵连”在互联网上一度轮番对空气质量“开炮”，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杜少中因在微博上数度“接招”成为“红人”并似乎乐在其中。
　　
　　北京空气质量依然“靠天吃饭”
　　
　　11月7日，本报记者在北京市环保局见到了杜少中。这些天在微博上忙于释疑、“论战”的他，面对多家媒体，情绪略显激动，这或许与近日不少国外媒体或机构对北京空气质量的指摘有关。
　　
　　的确，任何一位中国的环保工作者，看到“中国的首都正在与伦敦争夺世界‘雾都’称号”的说法时，恐怕都会坐不住的。提出这一说法的西班牙《阿贝赛报》在11月5日的文章中称，因为人们已经好几天看不到太阳，甚至50米以外的建筑物都被阴霾所笼罩。这不是田园诗般的秋日美景，而是遮天蔽日的严重污染。
　　
　　外媒的评价似乎很不留情面，新加坡《海峡时报》认为，“北京这个秋天浓雾重重，空气质量下跌至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的最差水平。”法新社甚至称：北京成了全球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
　　
　　对于外媒的质疑，杜少中在回答《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提问时强调，奥运后北京空气质量保持稳定，部分指标有所改善。不过，他坦承，雾天对北京空气质量有影响。
　　
　　杜少中解释，在没有雾的情况下，空气质量可能是2级，有雾时，污染物容易积累，空气质量可能下降为3级。雾容易导致污染加重，而污染可造成雾天延长。因此从某种角度说，北京的空气质量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
　　
　　他指出，空气质量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在于排放高。这点与外国媒体的一些分析不谋而合。美国《洛杉矶时报》指出，车辆的快速增加抵消了北京为改善空气质量所作的努力。
　　
　　公布PM2.5数据，已做好硬件准备
　　
　　除质疑北京空气质量外，媒体还将焦点放在了两个数据的“冲突”上——大雾天气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馆与北京环保局均公布了有关空气质量的数值，前者的结果是“有毒害”，而后者的是“轻度污染”。
　　
　　据悉，测出北京空气质量指数“有毒害”的监测站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内自设的，专门用于检测可深入肺部的悬浮颗粒PM2.5（尺度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的数据，并且每隔数小时就在网上公布一次。
　　
　　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曾说，美国使馆公布的数据成了北京人察看空气质量数据的一个新渠道。甚至有报道称，美国大使馆公布的数据在某些时候和普通市民的感受更为接近。
　　
　　对此，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在市民的直观感受方面，北京的空气污染是比较严重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对于两个数据的差异，他认为，北京报的是该市整体污染水平，而美国大使馆报的是其一个站点的污染水平。用北京环保部门公布的综合全市27个空气质量监测子站数据24小时的平均值，和美国使馆一个监测点位的小时最高值比较，从而对一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做出评价是没有意义且不科学的。
　　
　　不过，朱彤教授认为，北京目前采取的有关标准相对宽松，从长远发展来说，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应该和世界发达国家现在和将来要采取的标准看齐。
　　
　　有国内媒体报道称：“今年以来，空气质量的‘国家标准’修订会密集召开。多个迹象表明，PM2.5纳入日常监测几成定局”。但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在11月4日的报道中所说，很多人尤其想知道北京何时开始公布PM2.5的监测结果？
　　
　　对此，杜少中告诉本报记者：“我们一直在做对PM2.5的监测，但制定标准和规范，需要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并听取社会意见，需要一个过程。”当然，在杜少中看来，有必要公布PM2.5数据。他透露，北京目前在硬件上已基本做好了准备。
　　
　　他补充说，即使公布了PM2.5数据，原来的PM10（尺度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也有必要继续监测，因为两者有很好的相关性，反映了不同的污染源。
　　
　　对于美国《华尔街日报》在题为《雾霾、官僚含糊其辞加剧了北京的灰暗》一文中所指，北京方面在空气质量数据上的信息公开、服务工作不够理想，杜少中坦言：“通过这次数据争议事件，我们感觉到，对公众的环境信息服务应该更人性化，更符合大家的感觉。例如空气污染指数116，无论按中国标准还是依据国外标准，该数据均算超标，都属于污染，我们既应该让大家随手可得监测数据，又应该对大家很好地解释这些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11月8日，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开始对普通市民正式开放，市民通过电话预约便可实地参观获取空气质量监控数据全过程。
　　
　　外界肯定北京的环保努力
　　
　　事实上，对于近年来北京在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国外媒体也同样予以了关注。美国《大西洋月刊》在近日的报道中这样评价，“中国政府在改善环境方面所作的事情比外界所知的要多。”
　　
　　此前，美国《纽约时报》也刊发长篇报道，介绍最近10年来北京环保努力。报道说，“在每天新增1500辆，总共拥有400万辆汽车的情况下，北京被视为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之一，可能并不为奇，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即便在此情况下，北京的空气也正变得越来越清洁”。
　　
　　北京市环保局向本报提供的资料也印证了这些说法。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239天，占78.6％，比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同期增加7天；其中，一级天数达63天，超过2010年全年一级天数总和，比2008年同期还多12天。
　　
　　当然，在杜少中看来，这种改善还不够令人满意。他近日在微博中写道：“北京空气达标天1998年只有100天（27.4%），2010年是286天（78.4%）是事实。但过去一年增长5个百分点，现在一年只能一两个，一年还有20%左右天不达标。煤烟、尾气、扬尘、工业减排的进程还在持续，可几个雾和污染搅在一起的天，像是要过不去了。”
　　
　　不过，对于有国外媒体报道称北京存在“特供空气”的说法，杜少中予以否认。美国《纽约时报》曾撰文指出所指，北京为高干在家中和办公室安装一流空气过滤设备，为其提供“特供空气”。
　　
　　杜少中对本报记者表示，在互联网上也有一些人询问他的空气是否“特供”，他认为，这类问题是缺乏空气质量常识的人在炒作，空气过滤设备对提高空气质量的作用有限，因此谈不到所谓“特供空气”。
　　
　　北京要避免重走“伦敦雾都”老路
　　
　　持续数日的大雾，让生活在中国的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彼得·福斯特联想到了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19世纪英国——铁路密布、工厂轰鸣、河水泛着紫色……工业化时期，英国也曾被大雾笼罩多年，直到1956年，英国才引入首部空气清洁法令。福斯特担心，中国能否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发展经济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不容小觑——英国《每日电讯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导致国民肺病发病率飞速上升。而环境的破坏也给中国造成了经济负担。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因环境问题付出了经济代价——中国为空气和水污染所付出的已占其GDP的5.8%。
　　
　　对此朱彤教授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用二三十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约一两百年走过的路。西方国家经历上百年发展所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几十年中集中出现，所以解决中国解决类似问题的难度比西方国家大。
　　
　　杜少中则表示，多年来，北京尽量避免重复西方大城市“错误”，尤其在工业方面，北京做了很多调整、搬迁、转产的工作，今后还将继续这方面的努力。目前，北京较突出的问题在于燃煤、机动车、扬尘。将这三个问题解决好，才有可能避免西方城市工业化走过的老路。
　　
　　而西方国家曾出现的环境问题，可为北京及中国其他城市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依据。朱彤教授认为，中国现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使其已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空气污染的控制。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把一些先进的污染控制理念、足够的资金和技术用在环境污染控制上面，那么就能缩短中国走西方这条路的距离。
　　
　　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今年10月，民间环保组织达尔文自然求知社开始组织志愿者自测北京空气中的PM2.5，并在其网站上公布结果。有分析认为，民间的自发举动测的不是空气质量，而是民意的分量。因此朱彤教授强调，如何让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地变为政府在治理环境问题上更大的决心，这正是中国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政府应把公众的健康，以及公众对环境的关注，摆到更重要的位置，不要为了发展而牺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