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重庆游客被打并非极个别现象，在中国的著名风景区中时有发生，剖析其背后的原因，还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均。

　　凤凰县所在的湘西州、以及另一个风景区张家界市，在湖南的地级市人均GDP排行上位居末两位。丽江、大理等云南著名景点，在全国都排在末尾。在发展速度上，这些集中精力发展三产的地区并不比别的地方有优势。以凤凰县为例，2000年凤凰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64元，2010年，增长到了3459.65元，相当于10年前的3倍。这个速度，比湖南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略快一点点，但仍低于平均水平。

　　而另一方面，一个让人惊讶的数据是，在2000年，凤凰全县实现的旅游总收入才不到2500万元，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0.02亿元，10年间，凤凰县的旅游收入增长了120倍以上。考虑到凤凰仅有36.92万人口，从绝对量来看，一年30亿元的旅游收入对凤凰也极其可观。假如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相当于光是旅游业就能给每个凤凰人带来差不多一万元的收入。

　　然而，事实是，即便旅游业已经带来如此可观的总体的收入，但凤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就只有3459.65元。很显然，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十分公平地分配到所有人头上。

　　值得参考的台湾原住民观光开发

　　对于内地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而言，其实有很好的参考对象——台湾原住民观光。

　　台湾约有几十万原住民，亦即被我们泛称做“高山族”的少数民族，从旅游资源的状况看，台湾原住民部落与大陆的少数民族社区有很多的相似性。那里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光、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传统的服饰、建筑、歌舞、手工艺品、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等，都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虽然就名气而言，比凤凰、张家界、香格里拉等或许要逊色，但就旅游的整体体验而言，在台湾却绝少遇到内地屡见不鲜的搭售、强买强卖、以及各种低水平开发、无序开发、雷同开发之下各种景点消费，甚至敲诈、勒索等等。原因何在?

　　立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利益主体地位

　　台湾人在进行原住民观光开发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原住民在开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1994年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宣布的推展“社区总体营造”工作中指出:社区整体营造是一个全面性、整体性规划参与社区经营创造的过程。基本上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专业团体担负协助的角色，整个工作推展要由社区本身做起，并且必须是自发性的、自主性的， 而政府的角色只是初期提供各种诱因和示范、着力于理念推广、经验交流、技术提供及部分经费的支援。

　　在这个理念之下，台湾原住民部落采取以部落参与为主轴，部落、政府、专业团体通力合作的模式。

　　而相比之下，内地这边的旅游开发则总脱不了为政府增加税收， 为旅游企业牟取赢利，以效益为考核的框框。政府主导模式往往追求的是短期政绩和旅游经济效益而非村寨的发展，而在“谁投资谁受益”政策背景下的“旅游扶贫”往往只是扶持了少数人的富裕，企业主导下的开发则更是以追求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总之，不把少数民族社区居民作为开发和利益主体地位，在利益分配不公的情况下就会产生种种不和谐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