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应该高兴

　　“我现在很想回家。可回去之后，我怎么面对?”

　　药物只需吃一个月，总算不用再吃了，但徐天的胃口一点也没好起来。回到北京后，徐天继续接受每个月的检查。终于等到最终的检查结果。结果是好的，徐天幸运地没有被感染艾滋病。别人都觉得，没事了，都过去了，应该高兴啊。但徐天已经没有心思工作，提不起精神生活。他依旧过着每天两三点才能睡着、只睡两三个小时、一天不怎么吃东西的日子。

　　徐天说，有个节目采访一个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13岁小孩，节目最后，主持人问：“你现在最想干什么?”小孩回答：“我想妈妈。”徐天说：“我现在很想回家。”

　　“可回去之后，我怎么面对?”

　　徐天很难熬。仍需等待，“心里有个结，总憋着。”徐天现在和出租车公司打官司，“哪有那么容易，只能在家等消息。”

　　徐天的纪念日，不是谁的生日，不是什么节庆，而是8月22日。写字台上摆着一块玻璃牌，用荧光色的笔写着“8月22日”。那是扎伤徐天的针管中的液体被确定为携带艾滋病毒的日子。

　　为此，徐天的整个人生都被记录在案。徐天说，市刑侦总队记录了他的手纹、脚纹，为的是第一时间排除他的作案嫌疑。他去南京出差的记录也被调来了，还有他所描述的乘坐出租车的路线，每个地方的监控录像都被调出来了。8月21日晚上，他走出北京南站，正对着摄像头抽了根烟。

　　关于起诉

　　起诉费上万，没钱打官司

　　徐天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将出租车司机和其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告上了法庭。徐天说，前些日子，他去法院看进展，遇上了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经理。

　　前几天，有媒体报道，徐天在等待检测结果的三个月中，体重下降20斤。徐天说，他和司机打招呼，没想到司机见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没瘦20斤啊。”对此，徐天哭笑不得。让他生气的是，经理说：“别跟我说话啊，有话到法庭上讲。”

　　徐天的起诉书在10月29日就已经递交法庭。“我一个人身单力薄，目前的状态也不适合打官司，而且我也没钱。”徐天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告诉他，起诉费要1万元。

　　“我家里刚买完房，父亲又动手术。我也没想到经济上会有这么窘迫的状态，而且又离职了，拿不出这么多钱。我就希望引起你们的关注和帮助。”徐天对律师说。

　　听完整个事件的过程，律师事务所向徐天收取了100元费用。“为什么接这个官司，第一，我也是打车的;第二，这是北京首都公共交通安全的问题。案子我接了，免费不可能，你给我100块钱吧。”

　　徐天目前的药费和检测费用都是自己垫付的。事发出租车上，没有监控摄像头。徐天曾找过出租车公司，但公司表示，无法判断针头的来源，怎么承担责任，这种事还是第一次遇到，没有办法可循。

　　“快来采访，我怕反悔”

　　和徐天的沟通十分不顺畅。徐天曾几次反悔，拒绝采访。最后一次，在他再一次拒绝采访一个多小时后，徐天打来电话说：“你下午过来吧，最好快点，我怕……我反悔。”他仍旧小心、谨慎，精神高度集中。

　　每次说话之前，徐天大多会沉默十几秒钟，似乎是要想一想。他的语速很慢，也偶有激动的时候。徐天对记者说：“你是有目的来的，我不喜欢。”直到最后，徐天突然问记者：“真心话对你有多大价值?”

　　但徐天也知道，他需要关注和帮助。差点感染艾滋病，这件事没轮到谁头上，谁都不会了解艾滋病的可怕以及它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

　　徐天以一个艾滋病人的姿态生活了3个月，人的恐惧、孤独、自卑、无助都被放大了。如果他再面对一个真正的艾滋病人，会不会刻意不去注视他，怕他以为自己被别人歧视;会不会主动握握他的手，怕他胆怯认为别人都厌弃他……会不会比我们做得都好。

　　采访结束，已经是傍晚。徐天热了些饭菜，还有馒头。他吹了一下馒头上的热气，停下来，对记者说：“我现在很健康。”然后才继续吹。

　　徐天其人 北漂东北人

　　徐天今年36岁，男，未婚。哈尔滨人，18岁离开家乡，成为北漂已经13年。徐天长得有点像越南人，他的家乡在哈尔滨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冬天雪深好几米，冰冻6尺。徐天是个利落人。他的发型是利落的寸头，他穿衣服也很利落。

　　徐天的家，在香山脚下。是一处农房加盖的二层违建，顶头的第一间屋子。其他几间也都住着租户。这间房子，不足10平方米。每个月的租金从过去的400元涨到今年的900元。

　　别看屋子小，床、写字台、饭桌、柜子，一应俱全，摆放井井有条。就连储物柜里的瓶瓶罐罐，也都规规矩矩地“见缝插针”地排列着。小型书架上摆放着关于营销和理财的书籍。

　　徐天说话，不管是急还是缓，都很少有废话。他因此事辞职前，从事销售工作。他说，做销售的，思维和别人不一样。他说，他跟别人说话，知道自己第一句说什么，10句之内要表达什么意思，最后一句要说什么。

　　徐天是典型的东北男人，热情，也挺细心。酒量好，啤酒喝上七八瓶没问题。但是这些日子，因为心里有事，喝上一瓶就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