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下午3点左右，河南省汝南县梁祝乡派出所长王银鹏酒后驾驶警车，行至汝南县汽车站附近车辆失控发生事故，造成5人当场死亡、3人受伤，目前王银鹏已被刑事拘留，检察院也已介入调查。

　　每一起悲剧，无不让人错愕。5条鲜活的生命，转瞬之间沦为轮底亡魂。对公众而言，除了对不幸者的同情，所有的情感，都以愤怒的形式指向了那为社会所不容的酒驾，而“民警”、“警车”这些掺杂在悲剧里的字眼，更让人难以接受。

　　规则的修缮，总建基于理性的反思，搁置下情感的愤怒，剩下便是从一起本可避免的偶然事故之中剥离出必然的因素，藉以为社会的健康运行提供可资依循的路径。

　　虽说，从目前来看，细节尚待厘清，是否涉及公车私用，亦是未知命题。但在此之前，民警酒驾，并造成了严重交通事故，这是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而在这之后，更宏观的背景是，酒驾已成车祸致死的很重要原因，公安部亦多次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以打击酒驾。而就在今年，醉驾已写入刑法，那么，值得追问的是，在社会屡屡重申酒驾之害并将打击酒驾醉驾一再升级的情况下，身为民警，王银鹏何以敢以身试法?

　　侥幸心态固然是一种原因，但若将这理解为全部因素，那么民警酒驾与普通人酒驾便失去了差异性。事实上，经验早已告诉我们，身份上的符号意义，往往为解读执法者“知法犯法”提供了一种维度，那便是有些执法者不自觉地将自身摆在“特赦”的无约束地带：肇事者王银鹏为乡派出所所长，又驾驶警车，自然无惧酒驾被查。这即是说，他的权力身份让他无视违法风险，进而为悲剧埋下了伏笔。

　　然而，个体通常只是整体的切面。因而，在试着对一个民警的知法犯法之恶去追根溯源时，理应回到社会层面审视。而之于整个社会，虽说，国家构建法律是为约束所有人，这早已成为颠扑不破的常识。但，常识与现实的矛盾在于，有些失范的权力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知法犯法的并不鲜见，而执法者倚仗权力游离于法律问责之外亦时有发生。

　　因而，民警酒驾致人死亡，与其说是个体违法冲动下的偶然情况，毋宁说，这背后可透视出更多失序。而倘若隐患不除，同样的悲剧便难以禁绝。

　　如果说，相较于道德、伦理，法律是兜底的底线，那么，执法者克己守法，这是法律最后一道防线，又是底线的底线。而当底线的底线失守时，悲剧自然发生。

　　相关资料：酒后驾驶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酒后驾驶1已经被列为车祸致死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每年由于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达数万起;而造成死亡的事故中50%以上都与酒后驾车有关，酒后驾车的危害触目惊心，已经成为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2010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将首次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醉酒驾驶或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