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卫生局副局长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忆10年前的抗非一役。

　　市卫生局副局长唐小平接受本报专访 称当时已尽120%努力抗非

　　抗击非典胜利十周年特别报道二

　　十年前，唐小平是广州市属医院最年轻的院长，上任不久便带领市第八人民医院迎战非典。当时的市八是最早被指定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之一，共收治413例疑似非典病人，其中265例确诊，创下了省内收治非典病人最多最重、时间最长、低死亡率(3.8%)的纪录。

　　成功“抗非”五年后，唐小平调任市卫生局副局长，分管疾病控制、卫生应急等公共卫生工作。十年间，他见证了从当年应战非典时的“措手不及”，到如今政府已建立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传染病防控体系、面对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备而战”。

　　唐小平说，在当时的治疗条件下，自问已经尽了120%的努力，但假如广州再次遇到像非典那样的突发疫情，有信心能做得好得多，因为广州的传染病防控体系一直在逐渐完善中，可以做到“还没有病人，医院及疾控机构就已准备好了”。

　　疫情突至 >> 口罩帽子全是医院连夜赶制

　　尽管已过去十年，说到抗击非典的每个时间节点、细节和数据，唐小平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作为传染病医院，市八不时会接到上级下达的传染病防控信息，“都是登革热、霍乱等已知传染病，我们胸有成竹，知道如何应对”。而2003年春节前夕，市卫生局下发的通知中的“不明原因肺炎”、“传染性强”等字眼，让唐小平隐隐感觉到，这次的疫情和以往的登革热等已知传染病不一样。

　　记者：正式收到“抗非”命令恰好是在十年前的大年三十?

　　唐小平：实际上那一年除夕是年廿九，是1月31日。我正在番禺慰问艾滋病人，突然收到了市卫生局传达的信息，说现在出现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传染性强，不少一线的医务人员都被传染了，让各医院做好准备。加上听说了省内一些医院已经出现的病例的情况，当时就感到这个病不太寻常。

　　第二天大年初一的团拜会直接改成了动员会，全院医护人员、后勤人员立即取消休假待命。我对他们说：“党和政府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八院能不能‘笑傲江湖’，就看这次了!”我说的话比较能鼓动人的情绪，虽然对这个病还有很多未知的，但医院上下都没有悲观情绪，而是一种要“大干一场”的气氛。

　　知道这个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染，我们的口罩、帽子都不够用，那时也没有N95口罩，是医院的后勤人员日夜赶工用12层棉纱缝制的口罩。病人来得很多也很急，2月2日年初二我们收到第一个病人，然后每天两三个、四五个地逐渐多起来，最多一天收治二三十个人!到11日，才10天时间，全院住了140多个非典患者，最多时同时有30多个人上呼吸机，没有中央供氧，要护士推着氧气瓶换，几十斤重的氧气瓶小护士一晚要换10多瓶，有几个护士推着推着就晕过去了。

　　“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不是滋味”

　　短时间内一下要接收大量病人，让唐小平感到医护人员不够用了。雪上加霜的是，从2月6日起，开始有医生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随后每天都有医生病倒。幸好，市卫生局及时从其他医院调配人手，前后有六七十名医护人员来到市八组成“多国部队”。

　　记者：在高峰期的时候，一边是病人逐渐增多，另一边是不断有医护人员倒下，那时您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

　　唐小平：当时心里没底啊，压力很大。总是在考虑，疫情发展这么快，病人来到医院能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医院能不能挺得住?医护人员一个个倒下，都是自己的战友，假如出现了死亡……心里真不是滋味。我还要承担广东省非典防控专家组的工作，每天很多会诊，讨论治疗方案、防控措施，还要应对国内外的媒体。晚上一挨床就睡着了。体力上的压力还能坚持，精神上的压力更大。

　　记者：您把医院医护人员形容为“战友”，有一种并肩作战的情谊。

　　唐小平：他们真是无所畏惧。市八是全院500多个人一起“抗非”，连后勤院长、纪委书记都在一线指挥。一大堆人写申请书，自愿加入非典病区，我作为院长，真是十分感动。

　　阻击疫情 >> 自制人工负压系统输送新鲜空气

　　市八是当年广州最早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病毒毒性较强的一、二代病人最多，因此也倒下了一批医护人员。当时的市八利用低廉的成本发明了一种“山寨”版人工负压系统，往病房里抽进新鲜空气，成功遏制非典病毒在医院内继续传播。

　　记者：在这场战役中最令你骄傲的是什么?

　　唐小平：总结经验发现，通风对于控制院内传染非常重要。可当时根本没有那么多负压病房，怎么办?我们自造“人工负压病房”：在每个病房里装上6个大功率的工业用风扇，三个送新风，三个往外排风，24小时“呼呼呼”地吹。到2月20日后，再也没发生医护人员被传染的事件了。这个措施可谓是个创举，我在几个国家和地区介绍“抗非”经验时都展示过。

　　记者：那这场“抗非”战役有没有留下遗憾呢?

　　唐小平：(沉思十几秒)在当时的条件下，治疗上我们已经尽了120%的努力了。

　　要说遗憾的事，是在时任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专家组主要成员、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著名流行病专家詹姆斯·马奎尔来到市八了解疫情时留下的遗憾。当时，我故意刺激他说，要想了解真实的情况，你应该到我们的病房去亲身体验一下。我想，我们有理由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认可。

　　在非典病房，马奎尔看到病房里的大风扇，这个措施让他非常赞赏。离开医院前，他在操场上感慨地对数十名记者讲了一番话：“我深深地被这里的医务人员的人道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这间医院以这么小的规模在短时间内收治这么大量的有高度传染性的病人，能够这么出色地运筹帷幄，医疗救治工作这么井井有条，忙而不乱;而且在这里除大量SARS病人外，还有那么多其他病人，却做到了较少交叉感染发生，我想说世界上任何一家医院都很难做得这么出色。”可惜，我当时没有时间现场把这段话翻译出来，错失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抗非”真实情况的机会。

　　“抗非”感受 >> 医生不光要治病还要医心

　　记者：当时市八收治的几百例患者中，哪一位你印象最深?

　　唐小平：记得是当年3月份的一天，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专程来到市八找我，一见到我就跪下了。他告诉我，2月中旬他因非典住院时，吓得想寻死，当时我刚好去查房，摸了一下他的额头说：“坚定信心，只要顶过去就好了!”正是因为我的这句话让他没有去做傻事。所以，我在非典时期深刻地体会到，医生不光要治病，还要医心。特别是那个非常时期，人心惶惶，更需要医生多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关爱病人。

　　记者：非典是否让您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认识?

　　唐小平：我平时主要与肝病、艾滋病人打交道，老实说，从医这么多年，非典是我感到最有救治价值的病。重症肝炎、艾滋病发展到最后，都没有什么特效药可治。但非典不一样，病人发烧、胸闷、呼吸困难，但只要积极救治，挺过最痛苦的急性期，也就一两个星期，就能逐步康复了。当时每听到一个病人转危为安了，真是觉得做医生特别有价值。

　　非典后效应 >> 公共卫生应急系统逐步完善

　　2008年3月，唐小平调任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从一名临床专家、医院管理者转型为一名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

　　记者：不少人都认为，抗非过程中暴露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促成了我们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逐步建立。

　　唐小平：现在的体制确实是逐渐完善了。以前有了什么事，无章可循，各部门相对独立，不协调，发生什么事都缺乏互相通报。非典后成立了应急办，建立起国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体制，如何防范、事情发生了由哪些部门处理、由什么部门发布信息，在应急预案上都有章可循、有队伍可用。我们经历了甲流、汶川大地震，整个公共突发事件的应对都有了很大提升。

　　记者：广州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呢?

　　唐小平：广州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在非典后已逐渐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能力显著提高。新市八以及市疾控中心，就是在2003年年底立项的，现在都已投入使用，负压病房等硬件设施、物资储备等，和2003年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新的传染病时有发生，旧的传染病有可能死灰复燃，我们会提醒医护人员要时刻准备，不能掉以轻心。但我相信，假如广州再次遇到像非典那样的传染病，我们的应对将会“much better”(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