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一旦出现工伤或灾害，高达9成的工人遭遇拒赔。维权难困扰着职灾工人，89%的职灾工人既无劳动合同，又无工伤保险。同时建筑行业资质挂靠层层分包的机制，成为职灾得不到赔偿的制度原因。

　　到了年底，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再次受到瞩目。日前，一份由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公益机构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联合发布的《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研报告》，将目光聚焦到农民工的职业保护领域。

　　《报告》研究者用5年时间，全程跟踪统计了北京地区约50个工地的73起工伤案例后发现，在遭遇职业灾害的群体中，89%曾遭遇工伤拒赔，而建筑业资质挂靠、层层分包机制，令37.1%“带队进城”的包工头，转身成为资方拒赔的“帮凶”。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建筑业总产值突破10万亿元大关，成为中国经济第一支柱产业。而建筑业农民工，已占中国农民工总量的1/5，占中国人口的3%。上述《报告》却显示，职业灾害与工伤拒赔，已与“恶意欠薪”并列成为建筑工人的主要伤害源。其中，超过一半职灾工人是因“防护措施缺失”和“频繁赶工”而导致工伤事故，高空坠落又是最主要职业灾害，占到58.9%。

　　《报告》还显示，95.9%的职灾工人没有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仅4.1%取得过职业资格证。“职业培训的缺失导致建筑工人无法做到按章操作、安全施工。”《报告》执笔人李大君告诉记者。此外，“维权难”仍困扰着职灾工人。高达89.1%的受访者既无劳动合同、又无工伤保险。“劳动关系认定”，被60.2%受访者列为第一大维权难点，“赔付执行难”位列第二。

　　“工伤索赔程序的‘一头一尾’，让高达八成的职灾工人遭遇‘杀手锏’，工人实得赔偿与应得赔偿之间差距小于10%的维权案例，只有2.7%。”《报告》写道。

　　调查同时显示，受访职灾工人中，只有15.1%选择严格按照工伤维权程序维权，七成选择以法定程序之外的方式维权，甚至有12.4%的工人放弃了维权。“维权程序繁琐、时间成本高是放弃的最主要原因。此外，支持这部分群体维权的力量，一半来自社会公益人士，近三成来自其亲友，来自司法渠道的支持太少，只占调查样本的1.4%。”李大君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认为，建筑业资质挂靠、层层分包制，极大降低了建筑工人的安全保障。工伤之后，还诱使包工头与工人“反目”。

　　“资质挂靠与层层分包已成为建筑行业通行的潜规则。即总包建筑公司不直接组织工人施工，而是将工程以专项施工的方式，分包给劳务分包公司。调查样本中，94.5%工人所在的劳务分包公司为私人挂靠，由包工头拉人进城。私人挂靠者为实现利润最大化，降低安全生产设施投入、安全管理流于形式，76.7%的职灾工人未受过工地的任何安全教育。”《报告》写道，“而一旦发生工伤，总包公司往往推给劳务分包公司，劳务分包公司推脱给包工头。包工头不一定具有支付赔偿的能力，又不愿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负责。因此，调查样本中没有一例获得了总包公司的赔偿，仅11%获得了分包公司的赔偿。”

　　从《报告》调查情况看，在出现职业灾害后，只有8.2%的包工头对工伤维权报支持态度，而高达89.1%包工头对工人的工伤维权态度消极，其中，有近四成的包工头，直接阻碍工人的维权行为。

　　《报告》因此呼吁，国家应严格杜绝资质挂靠、层层分包、转包等非法行为，力促建筑总包企业与工人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工会、人社部门、教育等部门，为建筑工人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完善《工伤保险条例》也很重要，将工伤赔偿‘先行支付’到劳动者最需要救助的阶段，而不以‘没有工伤保险’为借口。”李大君建议，“在工伤认定程序上，建议落实‘举证责任倒置’的操作原则，只要用人单位拿不出工人非在本单位遭受工伤的证据，就要采信工人工伤的事实，启动工伤快速认定程序。”

　　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权益就容易被侵犯。一个农民工到工地，没有任何手续和任何书面的合同，一旦出现事故，很多事情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