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逃离—返回—被胁迫

逃回广东的胡杰为躲债主，不敢留在番禺，到了广州白云区给一个老板做工。不过，他的卖肾心结并没有去除。他只是害怕手术，但他显然更需要钱。

他其实一直在延宕和犹疑中。

“刘哥”时不时会打电话来，告诉他和某个人配型成功了，他没去。又说和郑州的一名患者配型非常好，他推说“有工作，不好请假”没有去。到12月，又说和山西的一个人配型达到了“4个点儿”，“你快来吧！”胡杰终于再一次去了。

2011年元旦时，他到达山西临汾，“刘哥”没来，但“刘哥”在山西临汾也有同伴，是一个叫“小王”的人。“小王”在火车站接到胡杰，并时刻不离地指引胡杰，直到手术后消失。

1月1日中午11点左右，在临汾市区圣源大酒店门前，“小王”带胡杰和患者中介、患者本人见了面。患者中介是两个东北人，其中一个被称作“邱哥”。

患者自称是临汾本地人，公务员，患尿毒症一年时间，病没治好，却被骗去了几十万元。患者及家属问了胡杰的基本情况，看了胡杰的身份证。胡杰说他看到患者开的车前台上放着一个警官证，怕是警探，赶紧下车离开了。

但患者表示对这次会面满意，尽管“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他仍然愿意花钱再为自己治愈尿毒症一博。

次日上午，“小王”和“邱哥”等带胡杰到临汾市人民医院做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等检查，下午又开车去了河南郑州，做进一步检查。

胡杰说，他曾问“小王”为什么不就近一点去太原，“小王”和患者中介说，他们常在郑州这边做，比较熟悉。

这一次，胡杰在郑州的武警总医院做了淋巴毒实验，又到郑州三院做了肾血管造影、256层CT扫描等。

检查结果是次日传真到临汾的。这时，又一拨中介人员医院中介也出现了。供方中介、患者中介、医院中介三方聚在一起商定：这一天胡杰先不要吃饭，时刻准备手术。而后，其他两方中介都出去联系，房间里只剩下“小王”和胡杰。

但这一天没有手术。

胡杰又开始忐忑。

晚上，两人宽衣睡觉，“小王”不断抚摸自己腰间的伤口，不时表现出难抑的痛苦。胡杰询问，“小王”答以“胃疼”但他抚摸的显然不是胃的位置。再后来的交谈中，胡杰得知，“小王”也是两个月前刚卖掉左肾，手术是瞒着女朋友在江苏徐州做的，现在是伤口疼痛。亲眼看到如此的痛苦，这个晚上，胡杰向差不多和他同龄的“小王”明确提出：我不想做了！

中介“小王”异常愤怒，他马上打电话给“刘哥”，说“胡杰说他不想做了”。次日，“刘哥”赶到临汾，威胁胡杰，“不想做你会走不出临汾”。

这一天，三方中介和一些不认识的人达十多人在一起，胡杰曾试图从宾馆再次逃走，但没有成功。

1月6日一起床，胡杰的手机、身证份和银行卡就被医院中介和患者中介收走。下午3时左右，医院中介来电：“把胡杰带过来吧。”胡杰被带到简陋的、“像一个乡镇卫生所”的长良医院。

胡杰竭力表现出他最后的抗争，说：“这么破的地方不是要老子的命哟！”

但他的抗议和谩骂都已无人在意。到医院后，胡杰和患者本人又一次见面，胡杰在患者面前哭了半个小时，说不想做了。患者也同意不做，并表示此前的费用不用胡杰承担。但在患者中介“邱哥”等人愤怒的劝说工作后，胡杰和患者的决定被宣布无效。

傍晚，在长良医院三楼，三方中介和主刀医生“李教授”在屋内磋商，胡杰坐在屋外等候。这期间他有两次溜下楼，企图逃走，但门口正好有医院中介的车辆和人，他连楼门口都没有走出去。

1月6日晚9时，胡杰被主刀医生、护士长和麻醉师推进手术室。

27000元，一只左肾

“手术室在三楼，一张手术床，暗乎乎的一点灯光。我一进去，两女一男三个人（护士长、麻醉师和“李教授”）就麻利地把我剥光了，内裤都没剩。麻醉师迅速给我打了麻药，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胡杰这样讲那晚的手术经过。

胡杰醒来时，他已经失去左肾，左腹部留下一条十几厘米长的弧形刀口。他发现自己躺在长良医院二楼的病房里，打着点滴，盖了两床被子，却仍冷得发抖。所有中介人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个人物品留在病房。

护士长曲娴（音）进来看他，胡杰向她询问他的钱。曲娴说：“你都成这样了，钱他们不会少你的。”果然，不久他就收到短信提示：他的卡里被存入27000元。

这不是此前商定好的“4万元”，但胡杰已经没有心力去追问这事。

接受胡杰左肾的患者在三楼病房，不过他根本没有下楼来看过胡杰，而且在胡杰还没出院时，这名患者就默默消失了。他们惟一的、也是最后一次“站在一起”，是术后两人都曾向医院要“一份协议”。但曲娴明确告诉他们：这里从来什么都不会出具，一张纸条也不会。在这次见面中，胡杰得知，患者为这个手术“花了30多万”。

手术后，胡杰在长良医院住了7天，然后一个人挣扎着回到广东。他没敢把这一经历告诉父母。